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在本文中，我认为有许多方法能够理解并防范当前的事态发展成一场全球危机。我们想要令危机变得可以理解的期望可以说是我们想要让它看起来比现在简单。其中最为普遍，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德国政客们能够接受的解释是——危机是由于缺乏信心和信任，只要这些国家遵守欧元区规则，它就能迎刃而解。如果信心和信任随之得到恢复，那么一切都会感觉很好，市场也将恢复繁荣。
然而我们需要一个比这更具说服力的故事——我们需要关注的全球趋势不仅包括欧洲，还包括美国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个故事有许多不同的情节和次要情节，而不是一个。我们需要了解次要情节如何交织。这个故事包含了债务、不平衡的竞争、能源危机以及所有需要告知的事情。为了使故事更加复杂，我们需要记住，一个更重要的故事需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到我们的思考当中。人类是否以及何时有机会同时将这些问题解决掉？这是可能的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由考古学家约瑟夫-坦特(Joseph Tainter)提出的理论，他说，因为人文问题具复杂性，所以人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去理解全球经济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迷宫。
所以让我们看看描述金融危机的一些方式。总之我们可以描述为4种相互关系。
(1)结构性政策愚蠢——政策治理无法应对危机的复杂性。政客们无法就复杂的信息与他们的人民进行交流，也无法针对问题的复杂性找到应对机制。
(2)国家和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导致问题的产生，他们无法找到一种能够让购买力从竞争力更强的国家回流至竞争力更弱的国家。当资本支出赤字的国家出现增长放缓，那么资本支出从顺差变为逆差的速度也会放缓，因此这些失衡会导致大多数问题的出现。
(3)危机同时是债务规模上升的原因和结果——包括个人、企业、国家和金融部门的债务——而债务规模上升会拖累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各种债务越来越难以维持，货币当局不得不压低利率。然而金融部门为了获取收益率，往往会变得更具有投机性和掠夺性。当风险溢价被施加到陷入困境的借款人(包括国家)时，利率会出现上升，利用借贷人对复杂金融操作的无知，推升资产价格泡沫，基于“传递风险包裹”的原理，金融部门能从中收获利益。
(4)危机的出现是由于触及了“经济增长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能源行业的资源枯竭。由于目前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还表现得不太明显，但我们需要研究能源行业在过去几年的经验，而不仅仅是眼前的情况。近期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的下跌是由于危机开始发作——此前能源价格高涨促成了近期的危机出现。能源价格高企已经与高水平的债务相匹配，因为利率已经很低以及市场“寻找收益”的行为，他们想要找到比银行存款更多的收益。
能源和矿业部门的资源消耗意味着现在要比以前花费更多的代价来提取资源，这推高了能源和其他矿物质的开采成本。总的来说高企的能源成本拖累了经济增长——因为能源成本和利率一样，几乎会影响生产的一切因素。这对能源行业本身来说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行业是能源的一个庞大用户。能源公司需要将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否则他们无法真正的获得盈利。然而如果能源价格在过长的时间段里维持在高位，经济将会枯萎。
非常规原油和天然气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华尔街以低利率获得了一大笔钱，并用来“寻找收益率”——找个地方用这笔钱取得高利率。这能够满足这个高开采强度的行业贪婪的资本支出需求。然而这是基于价格将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足够高的位置以便能够弥补成本的情况，但这并没有发生。随着消耗的速度增加，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糟糕。
所以再说一遍，描述这场危机的最好方法需要将所有这些元素都放在一起——政策失败、债务、失衡、能源。每个元素都会与其他元素相联系，但有时由于带有滞后性，这种关系会被掩盖。将这些元素放在一块就是一些观察人士所为的“长期停滞”。
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已经预见到了预测者们所面临的困难。他称，在每年年中，经济学家都不得不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过于乐观，这种情况“年复一年”。虽然全世界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2008年金融危机或其他更加基本的东西所遗留的产物。
在我看来是因为“某种更加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与触及增长的极限相挂钩——与化石燃料、材料损耗和廉价能源时代结束有关。然而，这并不排除经济学家正用来解释低增长的其他部分真相。
在本文中我将深入地探究每一个主题。
主题一：“结构性政策愚蠢”
首先是结构性政策愚蠢——所有政治都必须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欺骗方式来实现治理。即使独裁统治着也会通过简单的恐惧来管理民众的思想。政治家的言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的思考方式相匹配——这意味着成功政治的要素之一是政客们必须成功地唤醒公众基于“常识”的幻想。例如有一个普遍的幻想是，国家在管理其财政时必须使用与普通家庭在管理他们个人财务状况时所使用的原则。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真的——政客倾向于使用能够使“街上的人”点头的策略和修辞。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这些政客们使用一个过分简单(错误)的关于经济现实的模型——如果政府遵循规则和不过度借贷，这将会激发信心和信任，经济能够在竞争的刺激下继续增长。无所谓，当经济陷入衰退这个想法实际上会不攻自破——重要的是，当他们都怀有一个集体目标时需要一个集体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的“平衡预算幻觉”的集体目标能够让政客与选民的沟通变得容易得多。它使“我们负担不起”和“忠言逆耳”的信息直接针对更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弱势群体。
复杂的消息并不受欢迎也并不走俏，即使它们更精确地反映现实。请注意，“我比政客们说了更多的东西”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像平衡预算幻觉这样的想法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这种幻觉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着结构性功能。这不是偶然，这种特殊的想法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当一个想法通过一代人的痛苦学习经历后被证明是错误的，随后，没有相同学习经历的一代能够不必经历艰难的学习过程。
管理理论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一个名言是“系统的目的是其所为”。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排除了所有带有修辞的理由和借口。如果像欧元区这样的系统会毁灭其缺乏竞争力的成员而拥护具备竞争力的成员，那么这就是它的目的。就算这不是它的目的，其中最强大的成员也会改变它。
在这方面，欧元区的结构已经被证明其目的在于把欧洲的银行业和金融精英远离民主政治的进程。对希腊的“政变”正体现了欧元的设计特性，并令金融凌驾于任何伪装的民主政治之上。
鉴于欧元区治理的复杂性，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必须传至所有这些政府的发言权和决定权，看起来实现有效治理需要一套各个政府能够坚持的规则，否则对于每一个局面和每个政府来说都会出现无尽的重复谈判，并将永远持续下去。新政客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在描述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eble)的观点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他表示：“朔伊布勒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是‘我不对这个计划进行讨论——这是上届政府所实施的，我们不可能通过选举来改变什么。因为我们一直都有选举，而且是19人参与，如果每次选举都会带来一些改变，那我们之间的合同就并不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秘诀”不仅用来否定民主，而且还用来否定任何形式的经济政策和政策变化的讨论。由于这个货币联盟复杂到永远无法调整其经济政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发挥作用。
对于欧元区和全球经济来说，问题在于这会导致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不过按精英的观点来看这并不是非常消极。也许这不是“政策愚蠢”而是一个狡猾的计划呢？
在这个巨大的危机中只有超级精英们会获救，而其他人会被毁灭，从而产生进一步的财富和权力的大规模集中。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算，超级精英的比例只有1%中的1%。或许是我偏执了。
主题二：太多的债务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债务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推测债务只是将购买力从债务人转移到债权人身上(倾向于花掉这些钱)，所以债务不会影响“总需求”。哎，其实这误解了银行创造信贷的机制。为了在当前的系统中创造货币以及需求扩张，需要创造更多的银行信贷——即从银行中借取更多的钱。如果个人和公司都刷爆了(债务达到峰值)，如果他们不愿承担更多的债务，那么就不能增加总需求。事实上，即使央行通过“定量宽松”释放出更多的钱，对于需求的增加也见效甚微或者干脆没有效果。央行通过从银行手中购买债券来创造货币，但这笔钱在银行中并未使用，这使得流通速度将会下降。单一需求扩张会使得利率降低并鼓励投资——如果扩张的条件不存在这不会发生。反而实际上这笔钱被用来投机。
与此同时如果公司和个人都刷爆了，他们会努力向银行偿还所欠的债务。当这发生时，钱会被摧毁并走出循环圈。尤其是违约和信心崩溃带来的连锁反应会破坏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和信心，从而导致大规模的通货紧缩。目前私营部门购买力的崩溃在理论上会抵消政府支出，从而导致政府出现赤字——这与欧元区的规则相驳。
主题三：
对于目前停滞的另一种解释是处理国际贸易和金融失衡的机制出现故障。在《The Global Minotaur》著作中，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描述了战后经济的历史，重点放在贸易和金融失衡是如何被管理的——尤其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失衡，以及欧元区的失衡。二战后初期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对世界其他国家都表现出贸易顺差。
几十年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在继续增长。德国、日本和中国赚取的美元可以用来投资美国经济或用来购买原油。这也是因为，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已经规定购买原油必须使用美元。这种规定在2007年华尔街崩溃时遭到部分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运作着一个罪恶的商业模式：评级机构给这些“有毒垃圾”定义为AAA级。
将这个金融解释倒过来
所以，回到这个故事。是的，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归咎于债务太多。是的，在华尔街和伦敦、法兰克福等地，银行家们被认为是骗子，经过他们操控运行之后，再循环金融资金流因贸易不平衡而不断增加的机制不起作用了。但人们可以争辩说，这两个现象是经济无法增长的结果，也是无法增长的原因。你至少可以把部分原因归到经济未能增长的头上来。
我想说的是，一般债务和特别的问题债务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疲弱的唯一原因，而经济增长疲弱确实是问题债务增长的一个原因。
当个人或公司的收入正在提高，并且足以保证支付利息的时候，债务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问题。而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实际收入停滞或下降了，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债务变成了不良债务并且不良债务还成为了贷款人的经营模式时，债务才真正变成了一种问题。
当经济增长且投资机会也增加时，个人或公司会偿还审慎贷款。而当有人认为甚至决定利用人们陷入困境时的绝望心理时，依靠掠夺性贷款的诱惑就会出现。这是不良债务模式的一部分。如果国家、公司或个人无法偿还债务，会怎么样？答案是，他们任何新贷款的应支付利息都会显著提高，因为他们现在还要向贷款人支付“风险溢价”。这是债务累积的最后阶段。“风险溢价”被加在了借款人身上从而导致了偿债成本的急剧恶化，进而最终造成债务金字塔的轰然崩塌。
根据这种“风险溢价”，可以假设，贷款人实际上正在承受更高的风险，而他们必须因此受到补偿。 然而这只是部分正确，因为这个假设只适用于规模最大的贷款人。当规模最大的贷款人被视为“规模太大所以不能倒闭”时，他们就会得到政客的支持，从而抵消了这种“风险”。毕竟，德国和法国各银行贷款给希腊就是这样。它们之间的交易就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进行缝合的，这意味着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们摆脱困境了，而债务被加到了希腊人民身上。因此，尽管各银行的“风险溢价”上涨了，但其实它们所承受的真实风险并没有出现与之相称的增加。
在条件越来越不利的情况去借钱的诱惑，和在收入增长有安全预期的情况下去借钱投资或购买资产的诱惑并不相同。随着债务的增加，贷款人的经营模式变得越来越通过风险包裹和有毒垃圾，从不良债务和秃鹫基金中赚钱。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借钱的国家，机构或个人采取一种赌博性质的手段，这种手段被视为是尝试杀出困境的最后一个手段。这就是预期理论的思想之一。通常人们都是风险厌恶者，只要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就不会冒险。但是，当别的选项都已无望时，他们就会赌一把。而这一切的底线就是收入不再上涨的时候。相比之下，各机构借钱就没有在承担真实的风险，因为他们的朋友身居高位。
将这个失衡的说法倒过来说
再关于失衡这个说法也可以倒过来说。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利用循环剩余价值处理失衡的机制瓦解了。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是真的，但你还能把它倒过来看。例如，正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这一利用再循环剩余价值处理失衡的机制才瓦解的。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回收过剩价值的方法是通过资本输出——购买力回流至赤字的国家，但这些钱并不是用在购买这些赤字国家的商品然后进口到盈余国，而是用来投到这些赤字国家的产业和经济上，如投资。但是，谁会去投资一个处于停滞或收缩状态的经济呢？
看看东德当时私有化的情况你就知道了。当时被委托出售东德产业的the Treuehand机构，亏损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东德经济被合并到西德经济时，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的汇率是1比1。这就给现在的欧元区上了一课。除非现在处理希腊危机德国一手包办，不然欧元区也会像当时的the Treuehand一样损失惨重。东德在德国统一后失去了竞争力，就和现在的希腊一样。因此，东德大多数的企业亏损严重。但是，如果你想卖掉公司，那前提必须是这些公司处于持续经营的状态。你在卖掉它们之前还要维持它们的运营，而这往往意味着你会亏损很多钱，而你最后卖掉这些公司所得到钱还不够抵消之前维持运营所造成的亏损。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明白这一点，因为他当年曾经亲历过。它们无法从变卖希腊资产中获利。奥地利铁路局在考虑接管希腊铁路时曾表示，除非把希腊铁路白送给自己，不然自己是不会考虑接管的。
因此，总结地说，债务增加至极限以及通过循环剩余价值处理失衡机制的瓦解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放缓，而经济增长放缓反过来又导致了债务增加至极限以及通过循环剩余价值处理失衡机制的瓦解。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并形成了一个操作上的“恶性循环”。
主题四——能源危机
现在让我们用第四种方式来解读这问题。首先，我们先来区分一下生产增长和产能增长之间的区别。当经济中存在以未就业资源为形式的闲置产能时，生产增长才可能发生。但产能增长是维持长期生产增长的必备条件。
这取决于资本形成的支出，而资本形成包括了建筑，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本形成是一中能源消耗量大的项目，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建筑物和设备在其生产及使用过程中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关于能源的观点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需要消耗能源。甚至剪头发也需要电灯，需要理发店保持温暖，需要用到修剪头发的电器。而凡是商品及服务的生产过程所需的东西都是一种生产成本。因此，如果能源成本升高的话，那所有东西的生产成本都会升高。
能与之相较的，另一种普遍存在于所有商品及服务的生产成本就是利率。因为几乎所有的个人和企业都需要借钱，所以利率被纳入到了所有的生产成本之中，并且还被纳入到了许多日常生活开支之中。你可以因此认为，央行把利率压得如此之低的真正原因在于能源成本已经非常高了。经济无法同时维持高利率和更高的能源价格，这就是经济停滞的原因。
其中最消耗能源的就是能源和矿业的投资。随着能源资源的日益消耗，要从更小，更深，更偏远，更难挖掘的地方找到、提取、加工及运输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就变得更难了，于是能源在开采和加工过程中所需要消耗的能源数量也提高了。
是全球经济在运行中达到了生态系统的极限才造成了产能增长的放缓。这在气候危机及其造成的成本中显而易见，但在化石燃料开采业中更能直接看到。拖累全球经济系统产能增长的能源成本从长期看将不断增长。
能源业本身就是最消耗能源的板块。如果我们将能源及矿业板块与其他经济板块每小时人类活动所消耗的能源数量进行对比的话，就能看出这一点了。(这就是所谓的体外能代谢率)。这些数据是加泰罗尼亚市2005年的情况，因为当时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是巴塞罗那大学的学者。但我们可以以一推三，从而大致推算出其他地方的情况。这些数据中，能源和矿业的人类活动每小时消耗的能源数量为2000兆焦。与此相比，家庭为每小时2.8兆焦，服务业和政府为每小时75 兆焦，建筑和制造业(不包括能源和采矿)为每小时331兆焦，农业为每小时175兆焦。事实上，在加泰罗尼亚，尽管能源板块本身消耗的人均时间只有0.0945%,但其消耗的能源数量却高达整个社会所产能源的11%。
由于能源和矿业是最消耗能源的板块，所以人们可以预测，最先且最受能源成本上升冲击的就是能源和矿业板块。道格拉斯·韦斯特伍德咨询公司的史蒂文·柯彼茨曾展示过以下这张图表(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
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
可以看出，每桶石油在勘探和生产环节所需的资本支出大幅度地增加了。为了提取原油，其勘探和生产环节所需的投资也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页岩油水力压裂环节的统计数据就能看清到底在发生什么了。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不得不求助于水力压裂的这一事实表明了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田已经高度耗尽，接近枯竭。正如分析师阿瑟·伯曼所说的那样，水力压裂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退休聚会”而不是一个新的开始。事实上，尽管美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几乎相同，但他们生产方式却存在区别：
美国=1170万桶/天，35669口井，2.97亿英尺
俄罗斯=1090万桶/天，8688口井，8300万英尺
沙特阿拉伯=1140万桶/天，399口井，300万英尺
为了在石油的开采量上和沙特大致持平，美国的钻探深度几乎是沙特的100倍，而油井数量也是沙特的90倍。显然，美国提取等量的原油(及天然气)需要消耗的能源远远大于沙特，所以成本也会高了很多。那这种投资到底能不能获利？答案是，只有当油价越来越高的时候，这种投资才会获利。不同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要实现收支平衡，所需的价格也不同。但是据柯彼茨称，对于大多数石油公司来说，油价至少要在100美元以上时，其常规原油产品的新投资才有利可图。非常规部门也同样需要高油价。并且，美国大多数的水力压裂公司已经没获利很多年了。而油价在去年跌得更低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司还依然存在，为什么没有破产呢？对此的答案有以下几种：
第一，在经济学上，这些公司之所以还没破产，是因为人们在对未来进行预期时，持有的是自己将会获利的观念。即使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未来，所以每个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场赌博。一整个经济部门都可以在自己将会获利的假设上进行相同的赌博和投资，即使最后的结果并非如此——事实上，他们可以被鼓励这么做。美国石油业几乎相当于沙特100倍的钻探深度和90倍的油井数量使得那些销售或出租钻机，管道，油轮和其他设备的企业十分有利可图。这就是俗话说的，在淘金热中卖铲子。这种围绕某些幻想而结成的联盟使得其中一些强大的参与者获利，甚至在别人亏钱的时候还能赚到钱。一个既得利益联盟在追逐一种被称为Granfalloon的幻想。正是Granfalloon的利益使他们为了保持资金流动而持续炒作自己的消息，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并不意味着一个Granfalloon的成员是故意误导他人的- 这意味着他们解释和描述事物的方式中存在确认偏见的因素，而这是任何人都多多少少会有的。我们在选择和解读信息时，很难不带入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或信仰)
第二，在利率如此之低的这个时期，金融部门中极少有企业还能有丰厚的盈利。于是出现了一种通过打赌获利的诱惑，并且石油和天然气业成为华尔街又一下赌注的地方。但其特别之处在于这次的赌注是在地下。然而，当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的繁荣破灭以后，银行收了很多房子，要转移这些房子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水力压裂公司破产了，那银行收了它们的资产以后，要处理这些资产可能会比处理房子还困难。毕竟，有多少银行具备运行水力压裂公司的专业知识呢？
第三，从经济学上说，破产的发生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即使公司正在亏损，它们也不会马上破产。这些公司及其债权人可能认为不利条件只是暂时的，并会用更多的信贷来试图度过这个自己所认为只是暂时的困难时期。就算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下跌了，他们也可能仍然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因为他们之前已经通过在期货市场上出售气石油和天然气来保障了自己。接下来它们即将做出的反应可能是进行裁员，并且瓦解的部门很难再重新组织起来。而诱惑却一直摆在那里，它们假设困难只是暂时的，并向全世界表示一切安好，使价格再下跌自己也能凭借最新的技术而获利。
结论
这个故事所描述的是世界经济可能会走向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写于1972年，作者认为除非人类可以调整极限，不然在未来某个时候必然会出现过度和崩溃。2007 至2008年的危机初步展示了这种崩溃的样子。而之后欧元区的冲击以及希腊的状况也同样向描绘了我们的未来。
然而当人们灵光一现地洞察到人类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时，这并不意味着某些群众会突然恍然大悟。因为人们改变自己世界观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当人们被扔进一个足以挑战他们所有信仰的困难时期和环境时，有时他们确实会灵光一现地洞察到自己的真实情况。然而，即使这样，大多数人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们更加迷惘和恐惧——所生活的世界突然变得不安全许多，并且未来也比自己之前认为的不美好许多。
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坚持认为眼前的任务就是“让经济再次增长”，并且在一大堆关系复杂的事件中，给那些自己所关注的联系和过程以特权，从而证实自己关于什么是错的的观点。其他人要为过去所发生的错误负责，并且必须要去除这些人。为了给他们所支持的这类精英政客摇旗呐喊，他们势必会找出并妖魔化自己喜欢的替罪羊和敌人。
最糟糕的未来是，这类政客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得到了精英阶层的经济资助，并领导一场新的法西斯运动。
而最好的未来是，这类政治家由于一个受欢迎的主体趋向于共享、互相帮助以及重新定位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而变得无足轻重。并且这个主体还将与一种新的金融政治一起取代债务为基础的货币系统，并且一种新的能源政治将使得碳留存于地下。这种类型的政治将不是关于”让经济再次增长”。而是关于创建在节约使用资源的同时还能保障各社区安全的经济协议。这将涉及到民众的觉醒以及一种团结的经济，使美好的生活不再需要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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