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留学生兼职钢管舞：看中国的另类教育

 

倒挂在聚光灯的正下方，融入在北京夜生活的浪涛中，这是我周五半夜的常规。底下观众的四种眼神我很熟悉——好奇、调皮、叹赏和物化。这四种眼神我在梦里都能遇见，因为我也曾经用过这四种视角来判断我自己。

 

我猜五道口的学生观众很难想到舞台上的这位画上凤眼、踩着七寸高跟鞋的姑娘是一位美国来的交换生。在大学的讲堂和酒吧之间，这学年我戴了两副面孔。我也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必须对得起自己。

 

我在大学一年级认识了钢管舞。当时，我刚刚脱离父母的身边，搬到了大学城。我是在一个典型ABC家庭长大的女孩——成绩好、记录清白、没有遇到过什么不幸，但我又觉得自己是活在一个泡沫里。来到大学，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挑拨一下我到目前为止安全、单纯的生活。

 

在一个安静的秋日午后，我找到了钢管舞。

 

那时候，我对它一点都不了解。我脑子里想像的钢管舞是一个很放荡的东西，属于妓女和脱衣舞俱乐部，但我的第一个钢管舞学校就在大学附近一条很普通的街上。我一直认为属于禁忌的东西居然离我这么近，于是我选择了尝试钢管舞。

 

在美国，钢管舞算是一个年轻的健身潮流。它源自印度的杂技和中国的爬竿，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属于马戏团表演，由女表演者在帐篷里围着一根铁管跳舞。随着时间的推移，钢管舞慢慢混入酒吧艳舞和脱衣舞的风景里，有了今日的风情意味。在九十年代，健身爱好者给钢管舞创造了一个新的格式，它恢复到过去的体操基础，同时又保留了艳舞的性感。大多数新潮流钢管舞学员不以其为谋生手段，只是为了健身和赋权，或者以探索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来学习。少数的爱好者选择参加“世界钢管舞小姐”之类的比赛，获得冠军的胜利者可以周游世界、教钢管舞大师课。

 

在美国许多相对开放的城市，包括我念的大学所在的伯克利，钢管舞也是女权主义的化身。遇见钢管舞之前，我以为性感是一个降解自己的东西。我对女人的身体存在很大的误解，认为肌肉是男人身体上的东西，而女人运动的目的是瘦。我开始学钢管舞以后才发现自己对女性和力量其实很无知。著名钢管舞大师希拉·凯莉(Sheila Kelley)在她的书《S因素》(The S Factor：Strip Workouts for Every Woman)解释过，“在最早的时期，臀部波形的身体动作并不是为了给男人刺激，而是女性肉体的动力表现，是为了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我们在钢管舞课上学的性感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意识过的性感——它不是那种肤浅、空空的性感，而是有胆气、有赋权，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一种性感。我发现，钢管舞可以恢复女性对身体的自主和自豪，提供一个表达女性人体力量的形式。

 

同时，我看到了自己一天一天变得更有力，从爬管、倒挂到空中劈叉。学钢管舞的人因为练舞而身上总带着青肿，但她们视其为战争的徽章，每一块都是身体变得强壮的证明。我曾经在高中得过厌食症，因为我很难接受自己的自然体质达不到杂志里姑娘的苗条身材。当我趴在舞蹈室地上，跟同学一起连着做到三十多个俯卧撑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跳钢管舞的女孩有各种各样的身形，最后我习得的是力气，而不是瘦，这才是美丽的正确标准。

 

 

我在伯克利的那两年，钢管舞是我在大学找到唯一无争议、无谴责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也交到了无价的朋友，认识了他们莫名奇妙的生活故事。我第一位钢管舞老师是一位56岁的婴儿重症监护病房护士。她还是合气道的二段黑带。在我的眼中，她一直是钢管舞的优质榜样——既能倒着在管上劈叉，也具有像旋风一样的生活故事。时间长了，我发现，在我身边的这些钢管舞学习者都有自己莫名奇妙的生活故事；她们中有律师、医生、家庭妇女、马戏团演员，还有脱衣舞女。对，在这一无争议的空间里什么人都可能变成你的身边人，包括脱衣舞女，但更应该说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克服了困难，提高了自己。

 

但并非一切顺利。当我在跳钢管舞的消息传开，引来一些骚扰。有认识的朋友说我是妓女，问我脱衣舞要多少钱，想贬低我。我的朋友在工作单位被老板叫到办公室受批评，因为有人听到了她们在聊前天晚上的钢管舞课。在美国的流行文化里，钢管舞跟性服务产业的联系还强烈地存在。好在这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现象，但我不否认在学钢管舞的过程中，我丢了几个朋友。但我也学会了要有自信，不要因为别人的无知来小看自己的成就。

 

我发现，钢管舞一旦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很难再丢掉它。去年夏天，我在念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来北京当交换生，入学以后，就开始寻找北京的钢管舞圈子。

 

后来我上了北京最有名的两个钢管舞学校：“罗兰”和“小野猫”。这两个学校吸引的学生不一样，教授的舞蹈风格也不一样。罗兰针主要是对中国学生——创始人罗兰一直想把健身钢管舞从西方带到中国——而小野猫是一个比较西化的学院，很多老师是外国请来的，用英文教课。虽然学到的技巧跟在美国一样，但是中国的钢管舞学习跟我在伯克利有几个重大区别。

 

第一是职业和爱好之间的区别。罗兰自称是冠军的发源地，目的是训练学员参加比赛投入钢管舞职业。在罗兰，认真的学生都会报名“全日制”的班，每星期至少训练五天，一天五节课，还参加跟老师一对一的课。外地来的学生还可以住宿。根据学校的网站，这里的“VIP”项目不含住宿一年学费要30,800人民币（我在美国一年不限课的钢管舞学费是1600美元），如果没钱或没有时间，学生的机会会少很多。我报名的健身班只能上每天的最后两节课，也不能参加比赛或演出。这个职业和爱好之间的区隔，是我后来离开罗兰的原因。在美国，钢管舞的神奇之处就是，虽然你是医生或学生，一星期可能只有时间上两节课，但是你也可以达到职业的技巧程度。

 

 

罗兰也有在美国少见的男学员。男学员少的现象有许多原因。譬如，许多男性怕被贴上“同性恋”的标签。我也听说过许多舞蹈学校禁止男学员是因为她们认为男性的存在会破坏女学员的安全感。对她们来说，钢管舞学校是一个女性可以逃脱男性、自由发挥的空间。中国在这个方面比美国开放，原因可能是因为爬竿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男性的表演项目，而钢管舞和爬竿有很多相似之处。我还见到了在美国常见的白领职业学员，下班以后来健身、展现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中不能透露的一面。但在罗兰我也碰到了在美国从来没有见到的富二代和有钱的家庭妇女。她们占领了VIP班相当大的一部分，有时候，她们会展示出小公主态度，给别人造成不便。有个女孩在我每一次去喝水的时候都会把我的管抢走，也有人会把周围的学生推开，方便自己可以站在第一排的最中间。

 

小野猫更让我想起了自己在美国的钢管舞学校，因为它没有“职业班”的概念。小野猫的学生都是爱好者，大多数也是白领工作人员，下班以后来上课。但小野猫跟我在伯克利的学校有一个重要区别：老师们很少教性感的动作，除非是在上所谓“性感钢管舞”的专门课，焦点是在技巧上。很多同学也不愿意做性感的动作。我记得有一次老师想教我们如何性感地在地上爬。一位同学坚决不做，说这让她想起了“二战”时候两只腿都打断的士兵在地上爬，一点都不好看。在这些学员看来，钢管舞的神奇和赋权并非在于它拥抱性感的自我表达，而是在它除去性感之外的高难度技巧。不同于罗兰，小野猫除了老师以外，只允许女学员，目的是营造一个优雅阴性的空间。

 

我在课堂上发现，大体上来看，钢管舞在中国跟在西方代表了一样的东西，就是女性的自由表达。只不过在许多方面，中国对女性的限制比美国要更多。学习钢管舞是一个授权自己的方式，把一个本来认为忌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艺术表达。当然也不能忽视钢管舞的健身性能，许多学生只是为了健康运动来学钢管舞的。但由于之前的忌讳和现在的开放，钢管舞在流行文化里被一定的神秘化，从而吸引了各种学生。

 

 

 

我在罗兰认识了我最重要的老师，她的主动和野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赢过中国钢管舞比赛冠军，还在自己家里创立了一个钢管舞私人学校。老师学钢管舞之前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学了四个月就开始在后海的酒吧里表演了。但她告诉我，那是四年前的事情，那时候钢管舞表演的要求少，因为会跳的人不多，竞争少。我只上过这位老师的两堂课，但就记住了她，因为虽然她的个子矮，她教课的方法在罗兰算最严格的，穿衣风格也很有特色。虽然我没跟她说过什么话，但她也记住了我。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因为我的舞蹈技巧很整齐，有非常强烈的欧美感。她说，西方的舞蹈风格更现代和情绪化，这在中国比较少见，所以在酒吧更受欢迎。

 

我离开罗兰两个月以后，老师通过微信告诉我有一份工作，要不要面试一下。其实我在梦里空想过自己是酒吧里的钢管舞演员，在闪闪亮亮的灯管下倒挂在观众的头上，但这只是梦而已。北京充满了北漂美女和专业舞蹈家，我只是一位大学生，身材一般，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全日制的训练。高难度技巧我是会做几个，舞台表现算比较强的，但直到那时，我没有考虑过把钢管舞与健身这个背景割裂。钢管舞对我代表了艺术和女性的力量，但我很清楚大多数来酒吧看钢管舞的观众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最后还是决定去面试，因为我做交换生的目的是尝试在美国做不了的东西，体验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当酒吧钢管舞演员也是体验中国社会的一种方式。

 

面试过程比我想像得简单。几天后，我在老师家拍了一个两分半的视频，展示我个人的强项：舞感以及高难度技巧。老师告诉我有两类人最可能被录用——身材好和技能好的，我属于第二类。之后老师帮我写了一段介绍，就把我的资料在她微信朋友圈里发出去了。她告诉我，她的朋友圈有很多酒吧老板，喜欢的话就会通知她。我当时在她旁边看，心就沉下去了。她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发送不同学生的消息，我觉得自己很难引起注意，对此并不抱希望。

 

但一个礼拜后，老师竟然给我打了电话：真有酒吧要我。

 

但是我没有马上答应。

 

我第一份工作在北京的郊区延庆。因为距离城市相当远，所以周末我必须在那里住下。除了我在高中有一次跟家人到顺义滑雪，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郊区。有人跟我说郊区比城市里乱，治安不好。再说，酒吧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乱的环境。所以我心里有点担心。

 

老师在微信上说服了我。然而，在这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职业道路上总有骗术存在。在安慰我的时候，老师故意用了“她”的代词来描述酒吧的两位老板，但两位老板其实是男的。要是我当时知道老板是男的，我可能就不会答应。

 

还有是否告诉家人的问题。我心里想，我做这么大的决定，应该跟父母说一声。我的父母是在中国出生的，大学毕业后 移民到了美国。在所有的美国家长中，中国父母可以算是最保守的。我一直觉得在长大的过程中，我错过了很多，就是因为父母管得太紧了，举个例子：六年级学校组织到优胜美地旅行，我没去就是因为妈妈怕我掉到山崖里。我开始想都不敢想告诉父母我想在酒吧里跳钢管舞，但若是不告诉他们，以后出事了，就对不起他们。犹豫了半天最后我还是决定告诉母亲，因为自从我离开家上大学以后，她变了更开放一点。我也告诉过她我在伯克利学钢管舞的事情。她唯一的意见不是钢管舞和脱衣舞的意味，而是怕我从钢管上掉下来。

 

我吸了一口气以后，在电话里告诉了她。她第一个反应是坚定地反对。她说，如果我在美国想当酒吧钢管舞演员，没问题，但在中国一定不行，因为这里钢管舞和妓女是一回事。她最害怕的是消息一传开了，我会失去在一个中国报纸的实习机会。

 

这个回答刚开始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自己第一个担心是安全，不是钢管舞对我面子的影响。根据我的经验，中国的治安比美国的好。在北京的酒吧里，我很少会因为别的客人对我的表现而觉得危险或不舒服。但要说社会歧视，我个人觉得美国和中国对钢管舞的态度差不多——当然会有一部分的人觉得不宜，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钢管舞的含义已经变化了。而虽然妈妈的想法在美国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她在中国所想像的社会歧视还存在于她三十年之前离开的中国。

 

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也是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在我的劝说下，她决定听听她的中国同事的意见，再告诉我他们的想法。几天后，她终于被说服了。在妈妈的调查中，年轻的女性都是支持，而男性和老一代的女性更有可能不支持。这反映了两个文化里我之前谈到的趋势：在这个越来越专业性的世界，钢管舞代表了女性的自由。最想不到的是，尽管妈妈最担心的是我会丢了那个实习职位，但我当时在那份报纸的主管一直对钢管舞很有兴趣，几个月后我还带她去尝试了一堂课，后来她也报名了。

 

但我也隐藏了某些细节。我没有告诉妈妈第一份工作在郊区，因为我害怕她会过度担心。

 

2014年10月，作者在延庆酒吧里的第二场夜舞。Courtesy of 林嘉燕

 

在延庆的酒吧，我一周跳两个晚上——周五和周六，一晚上三场，一场三分钟。每一场都要换服装和音乐。我也坚持每一场都穿着七寸的高跟鞋，因为高跟鞋是对酒吧演员的要求。

 

一般来说，酒吧离城市越远，钢管舞演员的工资越高，因为招人更难。我在延庆跳一晚上能挣300块，一周末600人民币。这在我听说的合约里，已经算相当好了。（之后在五道口我的工资少多了，一晚上只给100块）老师说教练出去表演的工资要比学生高一些，但这也得看场地。今年年初我拒绝了一份在三里屯的临时工作——虽然三里屯的酒吧名气很大，一晚上必须要跳七场，工资也只是一晚上240块。老师有两位学生在广州的郊区一周每天跳，能拿2000人民币的周薪。在延庆，我的工资是老师和老板商量好的，每周日早上回城之前老板会给现金。

 

鉴于离城市距离很远，我每周五下午会坐北京的S2火车，5块钱，两个半小时到延庆。那时候是秋天，铁路边落满了黄色叶子的长城风景，像胶卷一样在我眼前闪过。火车坐满了，我就坐在地板上，背靠着行李包，失神地在脑子里编舞。三场跳完之后已经十一点多了，不可能同一个晚上回家，所以我周五周六都会住在酒吧老板租的一间小宿舍，周日早上再回城里。

 

延庆的酒吧有两位老板。一位是年轻小伙子——我跟他的交流很少，因为他被女朋友紧紧管着。另一位是一个很热情的四十几岁大学老师。他自己会弹电贝司，组织了两个乐队轮流在酒吧里演出。我的工资和宿舍都是这第二位老板负责；演出完了他有时候会开车把我送回宿舍，周日早上也会把我带到火车站。

 

延庆的酒吧是一个很宽大的空间，但许多晚上，都只有几桌客人。老板告诉我这在郊区是普遍的现象。我刚到那儿有时侯晚上一个人都没有。他说，把我请来是为了吸引更多客人。

 

观众有两个主要类别：中年的当地商人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许多客人都是酒吧两位老板的朋友或家人。他们比城里的酒吧客人更冷静，经常就靠在椅子后背吃果子抽烟，喝啤酒。有时客人也会带全家来玩。在北京和美国的酒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孩子，但在延庆我时常被一群四五岁的小男孩围着跑。

 

很多延庆的观众从来没见过钢管舞表演。有的客人好奇，会睁大眼睛观察我的每一个动作。有的客人害羞，不敢看。有的客人即好奇又害羞，在我看他们的时候会避开我的眼神。也有人在后面叫“好变态”。对大多数人而言，我就是酒吧气氛的一部分，是他们周末的一个调剂，他们对我的注意也不多。

 

年轻人则是另外一回事。我每次演完了都会有一群年轻人来到我的桌子问我学了几年，爬管疼不疼。我经常带他们到舞台上，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动作。男生都想学爬管，女生想学转。她们很失望延庆没有钢管舞学校。

 

酒吧经理用烟机向舞台上喷彩色烟雾，作者称当时在舞台上什么都看不见，“好像在风暴云中跳舞”。

 

我在延庆工作的几个月，感觉自己融合到了酒吧的圈子里，跟后台的老板和服务员一起疯玩。有一次，经理买了一个烟机，喷彩色烟上瘾了，到最后我在舞台上什么都看不见，好像在风暴云中跳舞。我最难忘的是万圣节那个晚上。老板想举行一个特殊活动，但不完全了解万圣节，让我帮忙。那个晚上，酒吧里的雇员都画了鬼脸穿上了大袍，也提供了免费的面具给每一桌客人。我跳舞的音乐用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万圣节歌曲“Thriller”。在酒吧的前厅，我跟守门的三位小伙子交换鬼故事，我讲西方的鬼屋，他们讲中国的女鬼。

 

时间长了，我慢慢习惯了。周六早上我都会外买一个香肠比萨（因为我只有这家店的电话，老板说这是他女儿的最爱），躲在被窝里边吃边写作业。下午我会在延庆的公园里散步欣赏秋天风景，晒着在城市里没有的阳光。酒吧五点钟提供免费的晚餐，我就跟着十几位工作人员周旋。我有时会听到16岁的出纳埋怨母亲重男轻女，有时会给小伙子们介绍我微信里外国女孩的照片。我总是觉得郊区的孩子比城市里成熟得快。另外跟我一起表演的街舞演员才17岁，但她穿着皮夹克和高跟鞋，像大人一样，演出完了还会抽烟。然后她自己半夜坐电动车回家。同样让我觉得惊讶的是，出纳16岁就已经开始在酒吧里工作，眼睛上画着浓妆。在美国的很多地方，21岁以下的人根本就不允许进酒吧。

 

我在延庆最好的朋友是一位22岁的小伙子。有时候半夜没有出租车，我会把他跟我一起拉上黑车，觉得这样安全一点。他这样也可以逃开酒吧几分钟，所以每次都会高兴地跟上来。他告诉我他希望搬出酒吧宿舍，买一栋房子。之后他说他想到北京学习街舞，找一位长得嫩一点的外国女孩结婚，生一个蓝眼睛的宝宝。

 

虽然在那边交了很多朋友，但一离开酒吧回到小宿舍，我会感到广阔的孤单，这是我最忧虑的经历。延庆的正规出租车都是电车，到了晚上司机都在家充电，老板忙着收拾酒吧，我也就只能坐黑车。我跟酒吧朋友还不熟的时候，有两次被陌生客人跟过。虽然酒吧里大多数的客人是老板的熟人，我在酒吧的第一个晚上认错了人。我以为对方是一位酒吧服务员而实际上是一个陌生人，在我回家的时候他跟我上了同一辆出租车，我劝了好长时间，还假装打电话让并不存在的男朋友在家门口等我，才把他甩掉。

 

宿舍位于一个没有路灯的胡同里。每次走进那个黑暗的胡同我都会憋着气，心跳在耳朵里崩崩响，直到宿舍门在背后关紧才敢呼吸。而说到小宿舍的其他居民，我跟他们的接触很少。住我对过的那家，妈妈经常喝醉了回家。我夜里在门口会有时碰到她趴在墙上找不到电子锁。她最多会问个好而已，一般也不理我。楼上住着一位老咳嗽的爷爷；他经常把饭烧糊了，引起儿子大声的埋怨。小宿舍走廊里充满的油烟也是他的成就。我自己的小房间好几个月没人打扫了，一开门就有一股闷了一星期的油烟味。我第一次上厕所发现马桶上盖了一层呕吐物，呕吐物里还粘着别人的阴毛。

 

在延庆的酒吧，我完全失去了大学校园的安全感，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经验。我认为自己是一位文人，将来想当作家。在夜生活的森林里，我的学位和知识没有用。反而，我学到了街头智慧的几个技巧，看到了丑陋、真诚，偶遇了一些朋友,分享到了他们的生活故事。

 

 

 

后来，因为延庆的小酒吧客人实在不够，坚持不下去了，老师就把我调到了五道口。有人说记忆和嗅觉是连在一起的，我也可以把我工作的两个酒吧联想到两个不同的味道。延庆酒吧的味道是小宿舍的棉被和油烟。在五道口，水果盘和香烟混合的味道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

 

五道口就在我的后院。外国人多，年轻人多，满地跑着一米九几的保安和戴着领结穿着黑皮鞋的服务员。总体上，五道口的酒吧更时髦。酒吧的老板以前是我老师在后海表演的粉丝。几年后他开了酒吧就又跟我的老师联系上了。

 

五道口也更热闹，但我和老板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冷漠，失去了以前的朋友感。因为人多，服务员到处跑，我跟他们唯一的接触是问谁谁谁在哪里，能要杯水吗，这里挂的大衣怎么不见了。说实话，我在五道口每天的交流都是找不着人、丢了东西或听不见老板说的话——因为背景的音乐太吵。老板也用这个借口每一次把他的手放在我后背越来越低的位置。

 

五道口的场景也比延庆的乱得多。酒吧好像有无数个老板，每一次人家介绍给我一个中年的中国男人都叫他是老板，到了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谁是真的老板。酒吧里只有一个房间没有摄像头，就是摄像头的监控室。我在这个房间里换衣服，休息，等等。有几次老板进来观察显示器上的图片，就对我表达他对外国人的仇恨。“我想一个个把这些外国人根除了，”他有一次告诉我，“从黑人开始。”

 

这同一位老板坚持请我喝酒。我回答要是他能猜出来我是哪里人，我就敬他几杯。我每一次见到他，他都会猜几个地方，一共猜了三十多个地方，包括吉尔吉斯和柬埔寨，但就是想不到我是他想消除的哪种“外国人”。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很奇妙、很讽刺。

 

在五道口，我也度过了我最痛苦的跳舞经历。因为五道口比延庆的客人多，有时候老板会临时通知我那天晚上需要演出。期末考试的那一周，我一共跳了四个晚上：平安夜、圣诞节、除夕夜和元旦——中间勉强睡了几个小时而已。有一次，老师提前一个小时通知我那天晚上半夜要演出。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没办法也只好化妆过去了。倒挂在观众头上的空间，我看到了几位中国学生的那四种目光：好奇、调皮、叹赏和物化。我以为五道口是我熟悉的环境，周围的学生毕竟跟我有很多的相处，但是在舞台上我感觉自己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比在延庆更大。观众里的女生都害羞地转头看别的地方，男生则大胆地凝视我的眼睛，有的人还在用手机录视频。我只能拿出一秒钟的时间，忧虑这些视频会出现在网上的什么角落，我突然想到自己几小时前还坐在教室里考试，很可能周围的观众就坐在我旁边。我又回想起我决定投入钢管舞的那一个下午，不再把钢管舞作为健身手段之后，我到底学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一瞬间的位移感过去了。

 

那一年，我把我的生活切成了两半，戴上了两副面孔，体验了中国社会。我想，大多数交换生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从一个没穿多少衣服的倒挂者角度来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国家，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