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加拿大移民生活的无言之痛

外甥女在电话里跟我谈心：“我长大了想当作家或者律师，演员也成，反正只要是那种又赚钱又自由的职业就行。我最喜欢自由自在，一个人住一个大城堡，有一条小狗陪我就成了。”我一时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好，因为是国际长途，讲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大道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也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她太年轻，没有亲身体会的东西，讲给她也不见得有效果。姐姐说，她女儿最佩服的人就是她的小姨（指我），一个人走四方，天马行空，潇洒又自在。我想说，不知道想家的时候眼睛都会红的人算不算得上潇洒？

出门在外，最无计可施的大概就是孤独的感觉了。我从前也和我的外甥女想得一模一样：“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走得远远的，才够独立够潇洒。出国的前几天，带着姐姐的孩子去吃汉堡包，竟意外地碰到了多年不见的同学阿敞。说起高中同学，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不记得那个笑语连天、风风火火的“假小子”文体委员阿敞了。大学毕业后，听说阿敞嫁夫随夫，去了德国，一别多年，谁知刚刚回国就给我碰上了。

阿敞的样子没有变，只是比以前清瘦了许多。不知是因为时隔多年陌生了，还是年龄增长的缘故，阿敞始终保持着文文静静的坐姿，说话的声音软软绵绵的，显得有气无力的。也许是讲多了外文，阿敞的中文竟常常有些词不达意，更显得磕磕绊绊吃吃艾艾的。原先那个热情似火、一触即化的老阿敞竟是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后来和阿敞的好朋友聊起阿敞，她也说不知道是什么竟然将阿敞彻底变了个样儿。

来加拿大几年后，亲身亲历，渐渐悟出了阿敞的“性格变化”之谜。想我初来加时，完全是六亲无靠朋友全无，多数时间与影为伴，渐渐地也变得寡言少语、萎靡不振，偶尔有人邀约，又疑神疑鬼凄凄惶惶，宁可独处。病情之重，曾认真地考虑过去医院检查是否患上了“幽闭恐惧”或者“自闭”什么的。

虽然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家人朋友也一天天增多，但是那些孤独岁月对性格潜移默化所造成的影响，好像疤痕一样，总是留在体内。日久天长，性格也似乎由“外向”变成了“内向”（如阿敞一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孤独寂寞的结果不是抑郁症即是性格变异。在国内时，抑郁症这个词似乎只有关医院和医生的事情。中国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关系：三姑六姨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街道单位，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无形的人际编制的“网”里，就好像《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的世界：“……就连在自己的屋子里剪个指甲也有人从窗户眼里看着……”。恼虽恼人，可是一个人若要花力气来应付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在家顾影自怜胡思乱想的时间也就大大地减少了。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的人际关系简直就好像西国的天空──晴朗得好像不存在。我曾有个年老的邻居，据说儿女都在同一个城市居住，但我和这个老人作了快一年的邻居，也没有与他的儿女们会面的幸运。这个老人对我说，他很羡慕中国老人儿孙满堂的晚年生活。父母子女之间，尚且如此冷淡寡薄，更不用说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了。西方社会“个人”至上的信念和嗜“隐私”如命的习俗，就像一个无形的玻璃罩，将每一个人都包裹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这个保护层，虽然保护了自己，去也将尽可能的社会交流都排斥在外。

人们既渴望伙伴又不愿破除包裹自己的茧，封闭隔绝的结果就是一个越加寂寞的社会。为什么在西方像“老友行”（Friends）和“人人都爱雷蒙”(Everybody Loves Raymond)这样的连续剧，经久不衰，创下收视的纪录，原因就在于剧中人，无论是像雷蒙和他的家人之间的鸡争鹅斗、吵吵闹闹的家庭生活，还是像六个朋友之间热热闹闹、亲密无间的“群体”生活，都是人们在现实中所寻找、渴望而又缺乏的“伙伴”关系。现实中不能实现的，只好寄托在理想中，“朋友”一剧竟上演了二百多集才罢休。

由此可见，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人需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种种联系、哪怕只是听到同类的声音、看到同类的存在，都可以从中得到莫大的安慰。完全脱离了和外界的联系，人将不人也。我在国内的时候，对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也是惟恐避之不及，现在想要一点点，竟是不能够了。在这边，我的小叔是一个高中生。他的爱好是音乐、影碟和游戏机，反正是那种只要戴上耳机做的事情他都乐此不疲。有时候，他戴上耳机玩游戏机，一个人昏天黑地地玩上一个下午。游戏机里冒险英雄汤姆.琼斯一身武装、从埃及到中国再到苏联，一路披荆斩棘、不知疲倦地克服着一道又一道障碍──一支枪，一个人，听到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声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看到年轻一代这种样子，我那因为远离故乡的孤独也更加锐化起来。晚上看电视，是先生喜欢的《Star Track》。里面的主角之一、那个美丽智慧的女科学家，是一种叫Vulcan（“沃肯”的发音）的半人类半外星人的“新种族”。据说Vulcan的工作效率极高，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因此也就没有因感情而来的“不必要”的感情的“浪费”。看得我又有些多愁善感：难道我们高科技的未来，就是将人类变成一种半人半兽的工作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