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如下：
《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正当世界领袖们齐聚华盛顿——这个依然是世界最强经济体的首都，召开每半年一次的大会时，一个忧虑正在各处升起，在最需要全球经济领导力的时刻，美国却在退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的到来，令华盛顿车水马龙、交通拥挤，也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财长雅各布·卢忙得马不停蹄。但是他们的“苦劳”也令一些华盛顿和全球观察人士更加觉得，虽然美国在二战后一手打造、并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全球经济，但如今苦涩分裂的美国政府，已经处在濒临退出全球经济舞台的境地。
“美国正在让位新兴国家，”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阿文·苏布兰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17日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表示，“人们不能太公开谈论这些，但我觉得这是今年春季年会唯一的、最重要的议题。”
其他一些匿名的与会官员也同意，美国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是他们最担忧的问题。
苏布兰马尼安表示，华盛顿算不上是故意退缩，导致现状的原因是美国政府机能出了故障，同时，美国也缺乏像过去那样丰富的部署经济力量的资源。由于紧张的政府预算和复杂的金融需求，美国无法像过去那样保持经济实力；又因为政治内斗，美国也无法在形式上分享现有的实力。
专家表示，这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引发了一场更加混乱的秩序变化，尤其是转向中国。连奥巴马政府都在担心，中国在亚洲以及其他地方扩大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会无视已经在西方机构中成为常规的那些高标准，比如环保、工人权力和商业透明度。
在试图稳住美国地位的同时，奥巴马也明确地承认了挑战。他正在努力争取和11个太平洋国家签署一份重要的贸易协定。17日，他还告诉记者：“增速最快和人口最多的市场将会在亚洲，如果美国不努力去设定规则，帮助我们的企业和工人在这些市场竞争，中国就会设立有利于他们企业和工人的规则。”
在同日的一场采访中，美财长雅各布·卢承认不安正在日益增长，但是，对于那些认为美国地位哪怕有丁点下降的观点，他强烈地予以驳斥。
“在华盛顿总是会有很多传闻；我不会假装这个观点就是个例外。但在类似春季年会这样的场合里，美国的声音是掷地有声的。”
然而，困难仍在增加。
五年前，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讨论是否改变管理结构，给中国等国家更符合其经济地位的权力。讨论很大程度上由奥巴马主导，但方案却在美国国会被长期拖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迫使其建立了自己的多边借贷机构，直接与华盛顿方面竞争。
这次，在一小批核心立法者的支持下，努力让多达12个太平洋国家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可能是奥巴马在总统任内与自己的政党做出的最大一次斗争，工会、环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活动人士正在白宫外成群结队的抗议。奥巴马很有可能输掉这一仗。
甚至连美国进出口银行（观察者网注：主要为购买美国商品的外国企业提供由美国政府支持的低息贷款或贷款担保，以促进美国出口）都可能在6月被国会中的保守主义者关停，这会令潜在的国外客户被扫地出门，使美国的出口商在海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前奥巴马政府财政部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成员杜鲁门（Edwin M. Truman）表示：“我一直想找一个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我用的是‘回撤’，能想到的最好的词儿。我们正从一直占据的国际舞台的中间位置往回撤。”
在华盛顿，忧虑超越了党派。
华盛顿共和党众议员议员理查特（Dave G. Reichert）说：“对于美国和美国的世界领导力，这真是个十字路口。我们以领导人的身份为全球经济打好基石、铺好道路。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其他国家就会插足。”
代价是很现实的。由于没有及时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在应对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挑战等方面，西方的能力就被削弱，当时，乌克兰曾请求多边经济援助。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员、参议员格拉汉姆（Lindsey Graham）认为，在类似叙利亚局势的冲突中，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法重建破碎国家的担心，只会为像伊朗这样的敌对角色打开大门。
“有时候我们只能希望，插足的是中国，”他表示。
但是中国在非洲、南亚甚至拉美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可能会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在一系列议题上所做的努力，范围从遏制暴力极端主义到减缓气候变化。
对于大多数华盛顿和世界经济领导者们，中国创立亚投行让政策制定者们看清了面临的选择。本月早些时候，曾任比尔·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最高经济顾问的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表示，中国创立亚投行，以及美国没有成功阻拦其盟友加入亚投行，标志着“美国不再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保险人”。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威胁要建立新机构来挑战西方机构的统治，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甚至把自己的货币——人民币，建立成能和美元抗衡的储备货币。
2010年，奥巴马曾牵头达成一份协议，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份从3.8%提高到6%，虽然仍比美国能行使否决权的16.5%低了不少，但却能提高北京的话语权。美国国会冻结了这份修改建议。
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借贷额却在大幅飙升。美国政府旗下的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弗雷德·霍赫贝格（Fred P. Hochberg）表示，该行在80年历史上发放了59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和保险，而据估计中国国有银行仅仅在过去两年就发放了6700亿美元的贷款。
持有近4万亿外汇储备，中国有足够的资源来布局膨胀的经济力量。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460亿美元的投资合作协议，援助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亚洲的交通运输线，挑战美国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地位。
拉弗蒂（Kevin Rafferty）是前世界银行官员，他在亚洲两份主要的英文报纸上撰文称：“美国迷失了方向，正在快速地丧失对全球金融、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领导权。”他指责白宫：“这不是第一次了，奥巴马展示了夸夸其谈的能力，但是对于怎么在政治上解决问题，他没有展示出一点头绪。”
然而，其他专家和历史学家则认为，现在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巴德学院外交事务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指出，作为一个经济体，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亚投行的建立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中国的国际行为有极大的区别。
他说，当时美国的对手们试图摧毁和替代美国和英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但是现在，不管多么不完美，新兴力量正在模仿美国。
无论结论最终如何，眼下指责已经足够多。田纳西州参议员鲍勃·科克（Bob Corker）是外交外系委员会主席，也是国际经济事务的潜在盟友，他回应了前世行官员凯文的观点。他在采访中表示，去年，他在一份提供给身处绝境的乌克兰的援助包中，提出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但奥巴马个人没有出面促成这一调整。
他担心，白宫没有充分注意到，能为总统在贸易促进权上提供“快速通道”的新立法可能会被拖延，该立法旨在促成与亚洲和欧洲的重要贸易协定。
“我去年八月在东南亚，那些国家都知道，（美国方面）并没有提供什么真正的投资。为此，这些国家都很担心，”科克的声音越来越沮丧，“他们就是不能团结在一起促成一些事。”
政府官员则对这些辩护争执不下。
财长雅各布·卢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花了不是上百，也有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央行的行长们、财长们讨论，他们知道我们不惜成本。”
来自德克萨斯的众议员亨萨林（Jeb Hensarling）是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反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领导者，他的背后是共和党中的茶党翼。
另一方面，民主党员则大声反对建立国际贸易联盟，他们曾经是总统奥巴马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一群热情地反对奥巴马做任何事的保守主义者则在支持这些人。
维吉尼亚的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因（Tim Kaine）是新兴国际主义支持者，他认为二十多年的战争导致两党的基本原则越来越趋于保守。
他表示，“国际规则和机构组成的网络是美国独特的创造，”这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和繁荣，“美国建立这一切，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现在，我们逐步放弃领导人的角色，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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