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拜或批判？ 海外华侨华人激辩“如何看待西方”

开放的中国对世界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旅法学者郑若麟认为，两百年来我们从自我陶醉、对西方一无所知，到今天自以为认识西方、而实质上在西方的诱导下用西方的目光来认识表面上的、西方让我们以为是真实的西方，实在是一直在绕着一个走不出牢笼的圈子

　　●纽约联合国总部业务官员刘超则认为，一个理性的民族，不应当处处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外部世界对待自身的态度，不应推广到外部世界处处充满对本民族的敌视，边芹的文章只能代表众多海外华人中一位勤于思考的学者独到的观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诚如学者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不断遭受外敌入侵，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结束了任列强宰割的局面。中国推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交流愈加广泛、深入。

　　如何认识西方？如何了解西方？如何与西方共处？如何与西方合作？如何让西方了解和认识真正的中国？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2011年6月初，旅法女作家边芹给本报发来的第一篇文章《向西看的那个槛》提供了“向西看”的一个独特视角，试图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她认为，在认识西方的漫漫长路上，有一个槛，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景象截然不同。这个槛便是：针对中国的舆论封锁和误导是西方精英阶层自觉而有意的行动，且旷日持久，从19世纪就开始了。

　　《向西看的那个槛》发表后，边芹意犹未尽，经与本报编辑多次电子邮件联系，6月15日，她的《向西看的那个槛》续篇《话语的流向》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她回答读者读完《向西看的那个槛》的疑惑：西方世界似乎绕了一大圈来否定中华文明，这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边芹认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文明制高点。占据了文明制高点，才能抢占道德高地。抢占文明制高点就进入了所有谋略的中心：如何拥有话语权。

　　边芹的两篇文章，在海外华侨华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响。远在美国的潘启元先生通过电邮给我们传来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正在掀起一股强劲的中国热、汉语热，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歪曲和不公正在整体上呈减少趋势。也许他的视角和边芹不太一致，但我们同样能深深感受到文字背后相同的责任感和拳拳爱国心。本报编辑把潘先生的文章转发给了边芹，对此，边芹又认真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她认为：有人愿意呆在“明信片”视野里没什么不好，以“国际主义胸怀”去搭桥也多多益善，只不过若以为2008年后西方舆论对中国略抬贵手，是中方友谊搭桥而非抗争与实力迫使对方调整战略方针，真乃“知己”的水平都够不上。7月20日，我们将两文一同刊出。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上述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西方”以及“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的讨论。

　　旅居新加坡的汤澄莲来信说，她最近也正好在调整对西方的看法，从以前的膜拜，到现在的批判性接受。边芹的文章让她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们自己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糟。对于西方现在的“发达”，我们以前归结于他们从文化传统到制度建设如何如何了得，实际上，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西方主要是近代才崛起的，而且西方的崛起，更多恐怕在于他们的技术革命+殖民掠夺，我们的落后，在于闭关锁国和对科技的忽略。

　　南京大学研究生任咪娜认为，在海外版能够有这样一个策划，角度很新颖，她很愿意读下去，比看国内一些专家谈外国对中国的封锁要有意思得多。而且，文章作者举了很多例子，也很吸引读者。也许作者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不同观点的文章对读者很有启示，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别。

　　洪琼博士认为，边芹文章充满激情，潘启元文章比较冷静理智。他觉得还是二元地看待，既要有民族主义的情感，又不能缺乏理性的审视，将两者结合，才能比较客观公允地“如何看待西方”。

　　纽约联合国总部业务官员刘超来信说，自从订阅海外版之后，他就成了海外版的忠实读者，每天在地铁上都会读。边芹的几篇文章，他和夫人、姐姐一起读的。但他“不能同意边芹的观点”。他“还是想要力挺一下潘启元的那篇商榷文章”。刘超认为，一个理性的民族，不应当处处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外部世界对待自身的态度，不应推广到外部世界处处充满对本民族的敌视，边芹的文章只能代表众多海外华人中一位勤于思考的学者独到的观点，但不能等同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真实态度。

　　在新加坡留学的贺玉荣博士说，边芹女士所提到的中华文明展和中华文明在人类各大文明时间表中的缺失，是不是也正说明我们中国人对中华文化和文明所做的宣传还不够，我们与西方的交流与合作还不够？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自己做起，去向身边的人解释和传播真正的中国和中华文明，去消除对方的曲解和误解呢？如果边芹女士看到了对方的缺失或者不对的地方，她有没有向主办单位提出这样的疑问和看法，并建议对方改正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做，相信东西方的误解和冲突会越来越少，而理解和友谊会越来越多。

　　青年学者夏伟认为，边芹的文章，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两个问题。其一，高速发展的中国对全球视野下的国际形象比较敏感。其二，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如何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旅法学者郑若麟的观点，恰好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如果这几篇文章能够引发一场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认识西方的争论，那就太好了。两百年来我们从自我陶醉、对西方一无所知，到今天自以为认识西方、而实质上在西方的诱导下用西方的目光来认识表面上的、西方让我们以为是真实的西方，实在是一直在绕着一个走不出牢笼的圈子。如果能激发一些有识之士惊醒并进一步探究今天的世界，那凭中国人的聪明，看破这层纸的日子应该快到了。”(张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