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加拿大监狱：有人想逃有人不愿走！

2014年10月22日上午10点，首都渥太华， 32岁的魁北克青年Zehaf-Bibeau长髪黑衫、毛巾蒙面，这位屡次入狱的青年，手持双筒步枪射杀国会大楼前的站岗士兵，随后冲进国会大厦猛轰，制造了惊人的血腥枪击案。

据《Vancouver Sun》报道，3年前，Zehaf-Bibeau曾被指控在温哥华犯有抢劫罪，但他拒绝保释，选择留在监狱里，继续打可卡因成瘾，为他过去的错误负责。

“我告诉过他们（警察），把我弄进监狱，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警告他们，如果不让我进去，我会自已做些事情进去，所以我做了另一宗抢劫，然后我可以进监狱了。” Zehaf-Bibeau说。

人们震动之余不禁深思：加拿大的监狱是天堂还是地狱？狱中的生活是何真面目？离开监狱的人，他们真地能够受到社会尊重，重新开始生活吗？

新时代越狱

例如与人发生争执、夫妻吵架、打骂孩子、虐待动物、不遵守规定，都有可能锒铛入狱。

据CBC消息，10年前，犯人在联邦监狱的人数接近12,000人，现在超过15,000名。过去5年间，联邦对于惩教署(CSC)的预算增加了40%，达到26亿，大部分花在新监狱的建造上。

提起监狱，人们的印象不外乎是高度设防的铁丝网，持枪巡逻的狱警，失去自由，与世隔绝，关在暗无天日的囚室里，与性格怪异，血腥暴力的罪犯为伴。

数字化信息时代，监狱也在与时俱进。由于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网络也延伸到了监狱，智能手机的流入，容许囚犯上网、接触FACEBOOK等社交网站，发送和接收图片、视频等信息，使他们在狱中有机会更方便地联系外界，从事一些有组织犯罪活动，整个加拿大社会的安全体系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例如越狱，已经打破了挖洞、化装、武力潜逃等传统方式。今年6月，三名囚犯（Yves Denis，35岁，Denis Lefebvre，53岁和Serge Pomerleau，49岁）从魁北克监狱Orsainville detention centre乘坐一架短暂停留的绿色直升机逃走。手机、网络、直升机，从创意和行动上刷新了越狱的历史记录。

这已经是这所监狱第二次发生同样的情况。早在去年3月，两名罪犯利用一架正在等待的直升机成功越狱。两名越狱犯是36岁的本杰明（Benjamin Hudon-Barbeau）和33岁的丹尼（Danny Provencal）。

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被用枪指着头，强迫飞到指定位置，两名囚犯利用一个绳梯爬上机舱。整个过程堪称好莱坞大片的现实版。

被警方逮捕后，本杰明接受当地一家法语电台采访时说：“我不打算伤害任何人，我只是不想继续呆在监狱里，而且我准备去死。”（I don’t want to hurt anyone. I just don’t want to stay in prison, and I’m ready to die.）

监狱里的那些事

那里”、“准备去死“?自杀、自残、吸食毒品、患上精神病、强奸、被虐待……种种监狱情节充满了人们的想象。

然而，据《GLOBLE AND THE MAIL》报道，真实的监狱生活非常令人窒息：犯人在监舍外面的走廊里狂吼，粗鄙的家伙会以猥琐的眼光盯着参观者，运动场是被高墙环绕的沥青地板。

监狱的管理者Rose Buhagiar说：“暴力事件可能因为一些琐事而随时发生。可能是你弄裂了地板，多拿了一片面包，洗澡的时间长了点，没有刷牙，也可能任何一件事。”

一位服务于加拿大一间直接监督监狱（Direct Supervision jail）的狱警，在网络上称：“我所在的监狱食物很糟糕，在汤里很可能会找到头发。

犯人们经常聚众扎堆。我管理的监牢有50-80个犯人，我的办法是：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要尊重警官，因为我能让你呆得很难受。我痛恨撒谎。如果发现你撒谎，我会把你锁起来，然后关禁闭室。”

《The True Face of the Canadian Provincial Jail》记录了一位自称Girr的加拿大人曾经的狱中日常生活：在Penatang监狱和Don监狱，犯人每两周可以换一次干净的衣裤，而在Maplehurt监狱，换囚服需要报告狱警，由他来决定给不给你换。

放风的地是一个又小又拥挤，被墙环绕的院子。Girr一般不要求去那里，因为那里会使他更压抑。一天当中有18小时，Girr跟他的狱友会被锁在监号里，另外的6小时，他会被允许去外面，洗澡，打电话，玩牌，到处走一走。

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Girr曾向监狱表达了他想去工作的意向，但是狱中的工作机会非常的有限：服务员，邮递员，推运书车。那些比他呆得久的犯人更有优先权。而且这种“工作”并没有工资，被看作是奶糖之类的“招待”。

监狱里很讨厌同性恋，如果有人试图强奸狱友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大多数狱友是很好的人，他们也不认同强奸行为。

重度监狱探秘

京士顿监狱，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迪斯尼世界”。已停用的多伦多著名的监狱Don Jail就是典型的意大利风格，被公众称之为“囚犯的宫殿”。

每名犯人初入狱时，先经过监狱方面的“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综合检测犯罪背景和心理素质，确定是否有暴力或者自杀的倾向，再送往最适合的区域。如果犯人之间起冲突，狱警会立刻行动，控制场面，保护犯人。

加国监狱是按照安全警戒的标准被划分为高、中和低三个级别。安全度低的监狱是开放式的，与周围社区融为一体。警戒度高的监狱安检严格，监管度高，犯人的自由度也最受限制，以杀人，抢劫，勒索等重度刑事或暴力入狱的罪犯会被羁押在这类监狱服刑。

重度警戒监狱通常会以铁丝网与外界隔开，在这里，虽然没有中国式的劳动改造，监狱里仍然会有一些强行作息的活动，其它的时间，犯人可根据的自已兴趣爱好自行安排。

一位工作了27年（包括12年的防暴队）的狱警，在加拿大著名网站VICE上披露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监狱内幕：“我们有例行的搜查，每一个监舍，每一个月，细致地搜查床单、书、牢房里的每一件物品。

有一次，有一个家伙看起有些不对劲，他咳嗽出一点什么东西，我就叫他再咳几声，随后，一粒小子弹一样的东西掉了出来，象一块杏仁巧克力那么大，用包装膜裹着。我们俩都看到了，相互对望一眼，然后犯人飞快地抢了过去，扔进嘴里。

我掐住他的脖子喊：“吐出来！”我们扭打在一起，小子弹从他嘴里掉了出来，他又抓回去试图塞进肛门。。。最后我们找到了它，变成了一个小药片。我简直不能相信，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一小片吗啡。”

“有一名犯人两周前进来，他用鼻子吸了半盎司可卡因，并带着它入狱，（因为）监狱里有人在等着它。。。后来他哭了，需要我们保护。这个人死在转移到保护性禁闭室的过程中。可能三分之一的犯人属于令人发指的罪犯，他们需要保护性监禁，但是其余的人绝对不适合，就比如这个吸食过量的犯人。”

“我的一个同事在常规的范围内，被一名犯人用铅笔刺穿了喉咙，血喷涌了出来。这名犯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转移去了其它监狱。”

“有的犯人进监狱是冲着毒品交易来的，这事非常有利可图。我曾在一个家伙身上发现了15000块价值的街头毒品：吗啡、大麻、可卡因。他把这些东西包在避孕套里。当警察查出来，他说这些货在监狱里可能卖到约8万元。我们曾经担心毒品会通过厨房分流，但这些犯人里有专家，知道怎么隐藏。毒品交易在监狱里基本上是依靠团伙运行。其实不单单是毒品，还有烟草。想象一下，你的拇指大小的一块压缩烟草，在监狱的价值约100块钱。”

巨额花费　来自纳税人

现代化程度高是加国监狱的另一特点。例如花费了6亿加币新建的多伦多南部羁押中心（Toronto South Detention Centre）。这所监狱的生活区设有可视电话，原住民活动室、木地板篮球场、室外冲淋设施等时尚设施，一些活动场所还可以打开屋顶，可以称得上是监狱里的“豪宅”。

巨大的花费支出，自然由纳税人来承担。据《NATIONAL　POST》2011年报道，自2006年以来，联邦监狱的花费已上升86%。预算表明，到2013-2014年，联邦惩教署的费用将至3.147亿元。

建新监狱和扩大已有监狱是一个原因。自从保守党上台以后，加拿大联邦监狱的支出成本也显著增加，5745多名员工受聘于惩教署，因为保守党上台。员工数量从2005-06年度的14663人上升至2011-12年度的20,408人，

加拿大惩教署调查员霍华德（Howard Sapers）表示，成本上升的部分原因还在于是囚犯的刑期越来越长，以及更为严格的安全条件。“你往里面的人越多，你越让他们更加安全，使用更多的隔离措施，你的成本也涨得更多。”他还说，越来越多的囚犯被单独监禁，或者“隔离”，这也给狱警方面带来了更多的工作。

“现在关押一个男犯的平均成本是每年$110,000，是关押女性囚犯的两倍”。

但是，2014年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最新报告显示，一天之中，在加拿大的省监狱里的25000人，超过一半的人都没有犯什么罪，之所以被关押，是在等待审判或准备保释。

根据该协会的研究，一名犯人呆在监狱平均成本是每天183加币，这足以把他们安置在一个相当不错的酒店。总体来看，安省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来关押的囚犯，大多数甚至还没有被定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犯罪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以巨额公费支出为代价而被关押。加拿大统计局报告说，犯罪严重程度指数至2013年已经连续十年下降。目前，加国犯罪率正处于自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财政预算的增加并没有减少有关监狱的负面新闻。根据加拿大惩教署的最新数字﹐在2013至14财政年度，全国共没收137部囚犯电话。

日前，一名在蒙特利尔的Bordeaux监狱内服刑的犯人Michael Simoneau-Meunier上网发布了一组各种晒幸福的自拍照：在牢房里吸大麻、喝香槟、玩手机和上网。这所监狱，仅从2007到2013年间，看守先后从犯人手中查获了567部手机，今年还发生了严重的越狱事件。

出狱之路

在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被关押19年的冉阿让出狱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去处，甚至连监狱也回不去。在加拿大，没有一技之长，背负犯罪记录，使很多象冉阿让一样的出狱人士，融入不了现代社会，生存上举步为艰，少数族裔的状况更是难上加难。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2012年的一份数据：在多伦多地区，五分之一的犯人被逮捕时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三分之一的犯人说他们打算释放后去庇护所生活。超过12%的人表示他们不知道以后去哪里。很多位狱中人士面临着回归社会的问题。

Amber Kellen，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提出了两个建议：第一，犯人应该在入狱时就得到释放后生活方面的帮助。

目前，大部分监狱犯人在遣送时没有得到建议，联邦监狱系统也没给重犯提供一些长远帮助的渠道。第二，应该设有一些协助类住所，好让他们回归社会。

在关押期间，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丢失了工作、住房或者社会帮助。“没有(一个更广泛综合的系统)，人们不仅更可能重新犯罪，对社区安全也是隐患。” Kellen 说。

有人根本不想离开监狱。一名42岁，曾关押在Don监狱的犯人说：“感谢上帝，里面很简单，外面才是地狱。我得卖出大量的毒品或者有很多的钱。在这儿(监狱)，我不用担心任何事。”

在加国，求职者申请工作时，通常被询问是否有过犯罪记录，企业和公司必要时还会进行调查，如果发现申请者有过入狱经历，不管是何原因入狱，是什么样的罪行，无辜还是非无辜，都有可能失去被聘用的资格。

运气好的，会得到一份工作；运气不好的，隐瞒自已的过去，但一旦被发现，后果可能比坐牢还要残忍。事实上，监禁生活使人无法较好地回归社区，他们必须学着自已管理自已，解决吃住的问题，舒缓情感方面的困难。

进监狱因为无处可去，回监狱的路还是因为无处可去，这个恶性循环导致了再次犯罪，也因此增生了多次犯案的现象。

Ranger，一认识Zehaf-Bibeau的居民，这样说起这位渥太华枪击案的犯案者：“他很容易被挑衅，他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人起冲突，我认为他患有精神问题。”

2011年他被温哥华警察控有抢劫罪，却没有入狱，Zehaf-Bibeau说，在他的租金用完之前，他最终会流落街头。“我是一个瘾君子，也是一个虔诚的人，我要牺牲一年的自由和美好，也许当我走出来，我可能就会得到治疗，就像排毒“ 。最后他如愿地进了监狱。

对于女性来说，现实更加残酷，走出高墙的女性不能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心灵的伤痕和步入生活正轨的困境同时笼罩着她们。

加拿大著名的女囚卡拉·霍莫卡(Karla Homolka)，曾协助自己的前夫奸杀自己的妹妹和另外两名少女，被判入狱12年。

几日前，霍莫卡回到了魁北克，多伦多太阳报是这样报道的：“看看是谁灰溜溜地回辱骂和恨她的家乡了(Well, look who’s slipped back into the home and native land that reviles and hates her.)

几年前，她曾接受加拿大电台采访时说：她无法原谅自己，而且永远不会真正获得自由。我将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心灵监狱里，再也不能快乐地生活了。”

采访过霍莫卡的《TORONTO　SUN》记者阿伦·卡恩斯称：“你很难想象，霍莫卡的朋友，他们像常人一样生活，养育孩子，有自已的工作，但作为霍莫卡朋友，总有一种罪恶感。惨剧发生之前，他们的友谊那样地牢固，而现在，反而成为一种恶梦。”

在加拿大，一些慈善机构诸如天主教堂、救世军、中途之家长久以来，积极地为出狱人士提供食品、住、工作方面帮助，但真正的回归社会，仍然要依靠周围大多数人的理解。

可喜的是，在《加西周末》的记者采访的一些本地居民中，当问及能够接受附近出狱人士，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一位来自上海的徐小姐说：“应该宽容一些，孩子也能接受。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谁又没有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