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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 为什么我要做华裔加拿大人而不是加籍华人?

 

  首先,我认为华人联会采用“华裔加人”而不用“加籍华人”的做法,是值得赞扬的,强调自己是“加人”,再冠以“华裔”两字以示有别于其他加拿大人是个正确和进步的态度。至于“加籍华人”一词,则会把我们与其它十三亿中国人隔开,却又不能赋予我们与每日接触的三千万加拿大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作为华裔加人,我们必须与其它的加拿大人(其中许多人与我们相仿,移民自外地)一起生活,我们必须与这些“同胞”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国土上分担未来的命运,齐心协力,永保“北地”强盛、自由。

 

  全国公民联盟(National Citizens’Coalition)和他们的幕后支持人不想见到有此合作与分担,他们采取威吓的策略来破坏这种健全的关系,并提出一个观念:中国是华裔的老家。这说法完全忽略了我们社会本质上是由移民组成的事实。按这说法的逻辑推论,结果会导致加拿大国家的消失。若中国是华裔的老家,那末英国是英裔的老家,法国该是法裔的老家,意大利该是意裔的老家等等。要是土著这样说,我或许有几分同情,虽然感到这种论调已过时,但若分明是移民后裔的家伙说的,就认为是蓄意荼毒加拿大人思想的企图了。

  CTV电台海伦?赫钦臣(Helen Hutchinson)主持的W-5节目亦是同样的可恶。她似乎怕我们年轻的一代对社会有所贡献,出了煽动观众的下策,设法拒华裔子弟于大学门外。我可以肯定说,若那位“海伦?赫钦臣”知道我的儿子在班中带领一大群学生支持克拉克做总理的话,她必然尖声呼号:加拿大公立学校学生的领导权被一外国学生夺了。

  既然全国公民联盟和海伦?赫钦臣拒绝面对人类的史实,让我提醒他们一句:自太初开始,人类不断地从一地迁至另一地,自一洲徙至另一洲,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结果是全国或全球大混合,一些“该在”的人去了,一些“不该在”的人来了,去留纷纭沓杂,没有定型。

  频繁的迁移流徙,并不造成社会始终处在暂时状态的情形。稍后,我会申述“立地生根”的人类天性。我的论据很简单:现在我们不再生活在生、老、病、死俱在一处的农村社会中。在现代社会里,只要我们喜欢,随时随地可以建立我们的根基。我们不该过问一个人的出生地点或居留此地的久暂,而须视乎这个人的心意是否属于此地,或对此地可作多少贡献。

  我们是由移民及公民组成,身份相同的人按法律该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在实质上,我们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们是否真正被视作为加拿大人?对全国公民联盟及海伦?赫钦臣来说,答案是一个断然的“不”字。多伦多中国同学会及各大学的学生当然震惊于大众媒介所表露的种族主义意识。不过,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个人的遭遇,说明偏见与无知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心地善良的人亦所难免。

  某日傍晚,一个年纪比我稍大的传教士敲我家的大门。我无意成为教徒,因此婉拒了他,说实在太多书要看。那位中年人像是猜透我的心事一样,露着笑容说:“当然,作为一个外国学生,你要加倍用功嘛。”

  可能你没有机会被一个比你年轻得多的人误认了,但你确可能有机会遇上一个新搬来的邻居,在加拿大居住的日子不及你多,却天真地问你的妻子:你打算在此住多久才回“国”?也许,你的儿子会涕泪纵横地从学校回来,向你吐苦:波比和朗尼又坚持中国人只能扮红番,而那次明明是轮到他当牛仔。也许,大学的办事人会向你解释:即使是经费拮据,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母语班仍须扩展,同时又说:中文班吸引太多华人学生,应删去,华人子弟主要是学习“加拿大的东西”。

  种族主义在加拿大确实太猖獗了。我们必须集结所有的力量去阻止它。目今,反对全国公民联盟发表排挤东南亚难民的申明,以及反对CTV播映“校园大平卖”所展开的攻势,予我印象良深,特别是一群非华裔的教会领袖,教育工作人士,学生领袖等等,和我们站在一边。但在奋战之际,想到我们华裔对一些与己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不闻不问,令我感到痛心。置身于我们兄弟民族所关怀的事务不仅是为了相互支持与壮大自己。对不同人群偏见的轻重是有差异的,稍令我安慰的是:华人并不是被凌辱得最惨的一群。但歧视始终是歧视,除非是把它完全铲除;正如将强奸犯禁锢起来一样,是不过问他喜欢迫害的是那一种。因此,我们华裔须起来对抗种族不公,只要一旦有此情形发生的话。若是因为歧视对我们本身比对我们邻居轻微而噤不作声,不仅是驼鸟式的安全,且是最恶劣的政治投机。若是这样做,我们终会分裂,一一被征服。

  在反对种族主义的行动中,我们可以作出一项贡献,即中国七十年来丰富的,甚至令敌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经验,我们并不靠磕头或祭起以前一些不见得光彩的法宝来娱乐旁观者或讨好敌人,来赢取他们的敬意,而是基于真理与正义,理直气壮地力争。我们与兄弟民族密切合作,大家可以分享这种有益的经验。

  另一个使我们较为受尊敬的原因是,不论是加人与否,或多或少当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一群,从而好意对待我们,当然,我们亦以好意回敬,照说,关系该改进了,但一些怀有不良动机的人喜欢曲解这种爱和平的民族性,说,中国人既不喜欢干预别人,亦不喜欢别人干预;当这说法暗示华人不问政治的时候,我会感到不安。散播这说法是分化之策,与另一些因素结合起来(例如华人社区的特点),造成华人社区中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此类心理表现在政治与文化上与其他社区格格不入,使用意不良的人有了把柄,暗示华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我们必须认识自己在这个国家有合法的地位,决心在此立足生根,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清晰的归属感,明确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我这番话特别是对一些自认是中国人,自称旅加海外华侨,而保持其在加居留地的人说的。至于我们那些认为与日常生活接触的邻居,在政治上或文化上打交道更为有意义的,会异口同声地称自己是加拿大人,敢作敢为地投入加拿大社会,与其他的加拿大在一起,为自己创立一个公平和合理的处身之地。

  随着极端派的垮台,北京政府重新引入清晰的对待华侨与华裔外籍人的方针,使我们易于确立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将旅加华侨与华裔加人严格地划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人对中国与加拿大同样地关怀。对苏格兰、法裔、或乌克兰等人来说,比我们较易做,他们从不会被问及“什么时候回国”,亦不会有认同上的问题,当一些犹太裔的加拿大人公开鼓吹复国主义之时,谁会怀疑他对加拿大的忠心?因此,单独是我们华人划分为两种人,似乎是不公平且不必要的,然而,若我们弄清楚自己何去何从何所属,则可以除去用心不良的人攻击的口实,使他们难以施其技了。

  两者之间难以抉择的主因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中国的崇高敬仰。在近三十年来,由于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地位都得到改善。目前中国对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与进一步对全世界作出贡献,燃起了我们与十三亿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与学习的欲望与梦想。我并不认为任何人有权反对我们为中国与加拿大建立良好关系而努力。诚然,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两国人民外交及相互了解、互相合作的基础。

  但不要把施于或受自中国人民的欲望与实际做法混为一谈。无论是一位作为不过问中国内政的国际主义者,仰或是作为中国近况喉舌的民族主义者。

  弄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及归属,可以解决一些影响及我们内部团结的问题。若华裔加人的社区不能同时为海外华侨的社区,那末,中国的内政就不该在此占一席位。中国内部斗争殃及华人社区实在太久了。当然,这里我指中国沿台湾海峡的分裂,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不难了解到两者冲突之烈,以及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直接或间接与过去这笔旧帐拉上了关系的原因。且有许多人对解决冲突的方式仍抱有强烈的主见;但现在我们要告诉自己:对加拿大来说,这是件外间的事,作为一个致力于建立我们归属感与地位的少数民族,我们不能让它妨碍团结。

  关于这点,我要用最强硬的措辞反对一些华裔群体在多元文化的场合上盲目地跟随其他团体摇起五星红旗或青天白日旗。这种行为引起分化,不仅是因为将中国的政治冲突带入我们之间,亦是因为忽视了其他许多华裔与中国并无瓜葛的事实。若果认为这些群体可以组成一个集团摇旗呐喊,那末我们这个力量微薄的社区更支离破碎了。我们在庆祝加拿大节日之际,摇起别国的旗号,有什么意思呢?

  除了一些来自中国及港澳的华人外,另有一些来自马来亚、星加坡、泰国、印尼、越南、东非、南非、印度、西印度群岛等地的华人。他们大部分不懂得中文。由于他们长年接触的不是华人,因此很容易适应于加拿大的环境。但其中有许多人在原居地备受凌辱或不公的待遇,因此部分人不愿与华人有任何来往,以免勾起以往痛苦的回忆,部分人则极欲与华人在一起,促进华人共同的利益。我们希望别人公正地对待我们,我们亦应同样地对待华人同胞。由于无知与偏见在我们之中仍普遍地存在,我感到须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个重要的原则。我常常因为一些来自台湾的华人,惊异于我能讲流利的普通话,或一些来自香港的,当我以英语告以识中文时,对着我用一连串的广东话像机枪一样扫射过来,而感到烦恼。

  我们常常要自我教育,正如我们要教育其他加拿大人关于我们一样。我想就华人办的报业谈谈这点。以我们社区的规模,能发行半打以上的报纸,可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发觉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消息很少出现,除非将连篇累牍的餐馆广告计算在内,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影星的“爱情波折”,“祖国新貌”、“匪区的恐怖内幕”等。我们都知道这些报纸的内容不以加拿大的现实为主,我们可以施加压力,使它们报导多些关于我们华裔加人,即读者们的东西。

  我们须更多诚心诚意的人负起领导的工作。正如在马来西亚的情形一样,我们的领袖可能会被政府利用,但在原则上,我并不反对华人与其他的领袖合作,我们应该向省政府或联邦政府荐出更多像刘光英一类的政治代表,但我们的代表须时刻地记得:他们之所以有此崇高的地位,完全是华人社区所赐,所以他们应该以社区的利益为依归,不能将个人的利益置在其上。

  作者陈国相博士 :贵湖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地理系荣休教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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