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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靠谱的六个证据

围绕中国GDP数据再起争议,一、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速鲜有变动,但同期多项经济指标却持续走低,一些以往走势与GDP增速相近的数据出现了不小的背离,如发电量、货运量、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等,加之微观企业调研的情况不乐观,有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恐怕要差于7%。

GDP数据统计技术性较强,若要回应质疑,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尽可能让数据阳光化。国家统计局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同时,GDP细节也值得认真分析,比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普遍低于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是否存在虚高的可能?今年上半年股票市场的繁荣造成同期金融业对GDP贡献大幅提高,其背后暗含着实体经济部门相对低迷的现实。

新常态下GDP增速下滑符合预期,中国真实的经济运行比7%低也不可怕。中国当前就业和消费平稳,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韧性要好于预期。

六大指标显示经济不容乐观

一、上半年发电量接近零增长。电力数据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联系紧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但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0.6%。其中火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下降3.2%;水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上升13.3%,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

二、铁路货运量下滑一成,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14.3亿吨,同比下降9.8%,完成货物周转量10151亿吨公里,同比下降10.9%,这也让外界颇为担忧。

三、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9600亿元,同比增长6.6%,同口径增长4.7%,比去年同期回落4.1个百分点,亦与GDP匹配程度出现差异。

四、房地产新开工负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失速对于上下游产业影响十分深远。尽管决策层对房地产信贷政策有所放松,带动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比年初-16.3%的增速出现明显反弹。但房地产业仍以去库存为主,上半年土地购置面积下降33.8%,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15.8%,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7.3%,房地产投资需求疲弱。

五、企业利润情况堪忧。1月-6月国有企业利润降幅-0.1%,其中,中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1%,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3%,令人颇感欣慰的是,5月、6月上述指标已经出现反转。

六、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下滑。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8.8万亿元,同比少1.76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6.6%。其中,各项表外融资增长放缓,而受降准、降息等积极货币政策影响,今年以来间接融资增长较多,人民币贷款增加6.6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75%,比去年同期高20个百分点,但银行贷款增长难以对冲社会融资总量下行。

GDP与经济指标因何背离

上述经济指标与GDP走势背离,有几种代表性解释:一是不同的经济运行阶段,用电量的弹性有异。例如,在经济上升期,一些高耗能的重工业上升速度更快;反之,经济下行期,它们的下降速度更快;二是节能减排和技术进步导致单位GDP能耗下降,用电量增速降幅自然快于GDP增速;三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导致经济增速与发电量背离,例如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

上述解释仍有讨论空间。首先,单位GDP能耗下降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若节能可以解释近几年发电量的平均增速始终比GDP平均增速低,那么GDP增速上升时,发电量增速大幅上升,甚至高于GDP增速就无法解释。例如,2013年三季度GDP增速从二季度的7.5%上升到7.9%,发电量增速则由5.4%上升到10.0%,涨幅快于GDP增幅。

其次,用电量弹性的解释可以说明,当GDP波动时发电量波动更大,但无法很好地说明最近三年来,发电量对GDP弹性系数出现的变动。对历史GDP与发电量关系的回归分析显示,从1996年到2012年初,约4.2%的发电量增速变动对应了GDP增速变动1%,但是近三年以来,与GDP变动1%对应的发电量波动大幅上升到了14.2%。计量检测的结果显示上述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无论GDP上升还是下降,发电量确实会同向波动更多。那么,为什么近三年以来需要更大的发电量波动,才能引起同样的GDP波动?

再有,经济结构调整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GDP对于发电量波动不太敏感,但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确有上升,占中国用电量70%的工业部门,占GDP比重则有所下降。但近七年以来,工业部门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6%,这不足以使得GDP与发电量之间的弹性系数扩大3倍以上。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间,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始终高于工业增加值的整体增速,这说明高耗能产业占工业部门产出的比重在上升。这样服务业部门扩张,导致发电量对GDP弹性系数上升,会被高耗能产业扩张抵消,经济结构调整对发电量与GDP弹性系数的影响应该更小。总之,如果发电量数据是反映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7%的GDP数据就还需要深究。

值得关注的三大证据

除了与高频经济数据之间存在背离,来自中国劳动力市场、工业领域与金融市场的繁荣,也都提醒我们应当对中国经济整体运行保持谨慎。

第一,虽然劳动市场比较乐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二季度求人倍率达到1.06,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但上述问题的成因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如出生率走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较80年代下降14%,00后出生人数比90后下滑21%;二是中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加速了城市地区劳动力供应增速的下滑。近期部分大型煤炭汽车企业开始全面降薪或降薪休假,考虑到就业数据是滞后指标,劳动力市场的潜在风险正在上升。

第二,工业增加值高于工业产量增速,实际工业生产仍面临困境。从统计意义来讲,工业增加值是由工业总产值扣除工业中间投入加以本期应交增值税得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的2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4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6.3%,1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甚至是负增长,二者并不匹配。

对于产量下降与增加值的上升,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受较低的中间投入价格影响,如铁矿石和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具体来看,增加值等于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尽管产出下降,如果成本降得更多,增加值也可能扩大。但是,可以看到,上半年6.3%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已经经过了价格调整,两者差距与价格因素关系不大。

第三,金融业对GDP贡献率偏高,掩盖了实体经济运行较差的局面。自2005年以来金融业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值不过8%左右,今年一季度却上升到19.3%、上半年达到19.9%。这意味着在今年上半年7.0%的GDP增速中,1.4%的增长来自于金融业,较历史均值高出0.6个百分点,在金融中心上海,相比于上半年7%的GDP增速,金融业增速高达30.1%。

金融业增加值主要反映以下四种类型金融服务新创造的价值,一是直接收费并提供相应金融服务;二是与存贷款利息费用相关的金融服务;三是与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和负债获得与处置相关的金融服务;四是与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金融服务。

上半年股票成交量上升将增加证券业交易佣金、证券承销、融资融券乃至资产管理费的收入,对金融业增加值形成支撑。上半年A股市场成交金额139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6.4倍。如果以0.71%的交易佣金衡量,新增的券商佣金贡献了约0.3%的GDP增长。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上半年券商利息净收入366.40亿元,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融资融券业务净收入,粗略估计,这一业务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有0.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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