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圣诞聚会上的一张百元纸币

我帮着马修，将那一只满当当的行李箱推进后备箱以后，车子就弹了出去。与家人分别了四个月的马修，被回故乡和过圣诞的美好前景充满着、归心似箭，将他那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开得如赛车一般，三小时的路程恨不得在一小时走完。

我借口困了，把脸藏在太阳镜下装睡。像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每次回公婆家总有些勉勉强强，总不如像回娘家那样让我兴奋激动。虽然明知我自己的娘家远在万里之外，一时半会也回不去，虽然这里的公婆对我一向也还不错。

更何况，还有赫伯特家人的圣诞聚会。

马修的父系亲属是立陶宛人。立陶宛直到1990年才从前苏联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像很多小国的国民一样，立陶宛人工作勤奋，族裔之间团结互助。为了加强家族和家庭之间的联系，赫伯特氏族的人创立了一个圣诞节各家轮流做东的传统。自从我嫁入赫伯特家，每个圣诞节，我还从没有见到过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缺席圣诞聚会的。在赫伯特家，每年一度的家族聚会几乎是一件神圣的事情。

今年做东的是住在剑桥市的叔叔家。我早就听说作外科医生的叔叔和牙医婶婶，有着所有人家里最富丽堂皇的房子，这回正好借机一睹为快。

出发前，我因不好意思和婆家人抢洗手间，弄到最后才洗漱穿戴好。马修今天也不好发作，耐着性子等到最后。结果我们到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已在那里了。我首先过去给奶奶说了“拉巴思”（立陶宛语的“你好”），然后和别的人一一拥抱。我心算了一下，大大小小加在一起，我大概抱了有二十多次。

二十多个人放在叔叔家的房子里，还是只装满了其客厅的一半。其后院虽被雪所覆，依然隐约可见游泳池酒吧烧烤露台种种设施。客厅里，西装革履的男士们都手举香槟，侃侃而谈；女人们也是燕环裙钗，群芳争艳。马修的大妹妹梅格的身边最是人员兴旺。

我第一次见梅格的照片的时候，她还是个口戴矫正器、身体严重超重的丑小丫。想不到几年内，她已将自己经营成了一个时尚而精明的白天鹅。在法学院的这两年，梅格的男朋友梅格的实习梅格的好成绩……都是公婆电话里和亲戚交流的主要话题。其实在我看来，还不都是因为梅格可能的灿烂的律师前程闹的。

赫伯特家的孩子都是靠打工读的大学，只有梅格破天荒得到公婆支付一半学费的不同待遇。公公退休前是政府部门的一名官员，后来因为部门调整下岗，五十多岁就退休在家。因为退休，他的经济状况永远都无法和自己事业成功的弟妹相比。我想私下里，公婆一定为有这么一个可以和自己的弟妹妯娌相抗衡的女儿而自豪。

梅格今天穿了一件紧身的黑色低胸和一条黑色公主式的蓬蓬裙，越发显得白的白，黑的黑，该凸的凸，该凹的凹，浑身上下无懈可击。今天连一向目中无人的弟弟马克和自己的妹妹说话，都显得客客气气的。 在大部分人都和梅格说长论短的时候，我悄悄地退到休息室里，幸喜无人。

我静静地吮着自己的橙汁，希望不被人发现。梅格若只是电视剧里一个漂亮成功的女律师，我也不会怎么样。但同为赫伯特家族的一员，她的夺目的光环难免令我有些自惭形秽。

记得我第一次与马修的族人会面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我的盘龙附凤的真丝彩绣旗袍和神秘的东方色彩给了所有的来客一个不错的印象。而后来听到公公当众夸赞我的英文和幽默感也给我平添了不少自信。那时的我刚刚从人力资源系毕业，一心以为有了一纸当地文凭，找个一般的白领工作还是不难的；拿到研究生学位的马修也跃跃欲试，准备在政界大有一凡作为。亲戚们也曾经为我们的光明前程出谋划策。

结果证明我们是一对倒霉蛋碰到了一起。我因为没有经验，任何公司的大门都没有轻易为我开启过；而马修因为所归属的保守党竞选失败，财政压缩，也没有职位可谋。断断续续做了一年多的兼职后，马修在父母的建议下投报了教育系，毕竟教师是一份稳定的职业。我一时找不到工作，也在数学系报了个名，做了一名兼职学生。于是我们等于在外面游逛了一圈，又躲进校园里作了两个一名不文的学生。自从这样断断续续地在上学和临时工之间来回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大大地受挫，很怕赫伯特家的人提起我的工作情况。虽然没有人说什么，但我自己总有一种失意者的感觉。

偏偏这时候婶婶尼可儿端着一杯酒走进来。自从我进了赫伯特家的门，“尼可儿”恐怕是在所有的家族传闻里面“点击”频率最高的一个名字。什么尼可儿的傲慢，尼可儿的不近人情，尼可儿的妄自尊大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尼可儿几乎半个百万的年收入，让她足以对任何人的说道都不屑一顾。

尼可儿在我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来。尼可儿据说以前是个苗条的女人，生育四个孩子和频频光顾各种餐馆的结果，使她的身材明显地线条尽失。她一坐下，沙发就深深地陷了个坑。说实话我有点不自在和尼可儿单独在一起。我和尼可儿的交往仅限于每次见面的拥抱和听说有关她的种种新闻。

果然她开口问我一向以来做些什么。我拣了我学习的一面告诉她，因为无论如何我这次的数学得了A+，至少有点可以炫耀的东西。至于工作的一面，我只字未提。我们的世界就仿佛一个在天和一个在地那么远。我并没有设法让像她这样一个成功优越的本地女人理解一个移民的生存艰难的打算。

尼可儿呷了一口酒，说我记得你在中国有个那个什么农业学的学位？我纠正她说是化学。她面不改色地接着说，那或许你可以试试化学研究的工作……我说也许。但我还是希望她别再刨跟问底了，毕竟我在加拿大还没有过什么骄人的业绩可以吹嘘。 幸好这时叔叔走进来，叫尼可儿跟他去准备开饭。再次被人提起失意的事，令我浑身不畅。我走到摆满饮料的柜台前为自己斟了满满一大杯酒。

马修跟在我的身后，口气有些兴奋地说，我很少见你喝酒，有意思……他的因为香槟和各种餐前点心烧热了的脸光彩奕奕。他的快乐似乎总是来得容易。我的傻大个，我心想，对这种吃喝玩乐的事总是乐此不疲，我保证他从来都不会去想这种觥酬交错的浮光略影背后的巨大差距。

我再次回到休息室的时候，奶奶已经在那里。两年前爷爷去世后，奶奶的身体和精力都直线下降。这时候的她坐在沙发里，似乎缩小成了一个小孩子。见到我，奶奶半眯的双眼睁开来，示意我坐在她的身边。

奶奶从前是立陶宛的贵族，爷爷是政府要员，在斯大林镇压立陶宛人的时候双双失去了大部分亲人，于是他们带着两岁的儿子逃亡到了加拿大。当时的加拿大经济并不发达，工作机会寥寥无几。爷爷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往一个炼制炉里加燃料。有着同样经历的另一个立陶宛人，却因为无法承受生活和地位巨大的落差，纵身投入炼制炉一了百了。那是奶奶心头一段挥不去的辛酸往事。奶奶虽然没有能力上本地的大学升造，却是一个会说六种语言的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参考图书馆的资料、自己画图纸建造的房子，在前年爷爷去世后才被卖掉。在那幢房子里，据说奶奶不知主持过多少立陶宛人的聚会。

眼前的这个瘦小佝偻的女人，令我很难将她和传说中闻名的“沙龙女主人”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同有过第一代移民经历的共同之处吧，我和这位受人尊敬的赫伯特族人的长者在一起感到很亲近。 我和奶奶聊了一会她的健康和饮食，晚餐就开始了。奶奶在临走前，突然拉起我的一只手，将一张叠好的纸片塞进我的手里，低促地说道，“圣诞快乐”，走了半步，又回过头来对我调皮地眨眨眼：“别告诉任何人”。然后慢慢地走了出去。

我打开手掌：是一张百元的纸币。直到五天后，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告诉了马修关于奶奶的馈赠。马修似乎并不惊奇：“你知道奶奶为什么单独给你多给一份？”

“我希望不会是因为我是家族里面最穷的一个吧？”我调侃地说。

“当然不是。奶奶特别地照顾你，是因为她理解你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不易……”

原来我的马修并不想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笑了。同时也百感交集。奶奶的一张纸币，代表的是理解是鼓励和希望。我因每次家族聚会而来的自卑自怜好像阳光下的雪一样渐渐融化开去。因为我坚信在某年的某次家族聚会上，我一定会和梅格一样，坐在聚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