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教女性如何离婚的新职业

 

她们的共同之处是离婚，她们的故事千差万别：妻子要养家糊口，丈夫的事业停滞不前，妻子在婚外恋中寻得安慰；丈夫从未真正适应为人父的身份；妻子毕业于常青藤名校，呆在家里带孩子，在婚姻中失去了方向，与此同时，丈夫在国际事业中风生水起。

 

6月初的一个星期日上午，七位这样的女人来到布鲁克林高地一处拥有百年历史的马车屋后院， 砖墙的四面爬满了常春藤，被改造得有点像童子军的聚会场所，用来拍南希·迈耶斯(Nancy Meyers)的下一部电影再合适不过。她们是来参加一次培训，或者说学习班。

 

 

学习班的内容包括动力训练（并不完全成功），也有身体练习，由一个生活方式教练主持。她以前在音乐行业工作，年轻而热情。她的指示有时显得高深莫测（伴随着让人头晕的新世纪音乐），不过房子的主人伊莉斯·佩图斯(Elise Pettus)会做解释。

 

 

“她希望我们说点什么能让自己兴奋的东西，或者我们觉得无聊的东西，”一段格外费解的指示之后，佩图斯说，“即便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可厌。”

 

一个欧洲出生的互联网高管举手说，“我的新工作棒极了，让我觉得兴奋。至于无聊的东西？这星期我觉得心里不是那么踏实。但是我有个问题：‘可厌’是什么意思？”

 

过去的两年里，52岁的佩图斯在自家有玻璃墙壁的高大起居室和后院里，帮助在离婚泥沼中挣扎的女人们走过这段非常可厌的旅程。她为这些女人提供组织和暂时的休息，最重要的是每月都举行专业人士主持的讨论、研讨会和学习班，内容包括家事协调法(collaborative law)、诉讼及和解、抚养青少年子女、财务计划、房地产、如何应对悲伤、约会和中年性爱（补锌，显然很重要），从而为这些女人提供资源。

 

她给自己这项附带的业务命名为“解脱”(Untied)，不过你也可以称她为一个离婚沙龙的女主人，或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所说的“联系员”(connector)。她是附近一带中上层理想家庭的典范，这个冒险行动聪明而自然地利用上了这栋突然空下来的漂亮大房子。她的计划本来不是这样的。

 

佩图斯本来学的是新闻和电影，五年前离婚时发现了相关的商机。一天晚上，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小儿子搬进这栋他们花费三年时间翻修的房子。这时，丈夫转向她，宣布说他想分手。一个月后，他搬了出去。

 

“那真是一段灵魂出窍的经历，”她说。“我目瞪口呆，悲伤得快要崩溃。但是我想，感谢上帝，还有互联网。我要找那些真正聪明的女人，去问问她们，‘我该找哪种律师，你需要请律师吗，你的孩子适应得好吗，留下房子你后悔了吗？’”

 

“母亲患癌症的时候，有很多提供相关服务的清单。但离婚时我却找不到类似的服务。你也不能跑到孩子的学校里去挂个牌子，邀请人们来和你喝咖啡，聊聊他们离婚的时候是怎么办的。”

 

佩图斯不是唯一一个进行相关工作的人。和全国相比，纽约在离婚法律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直到2010年才有了无过错离婚条款。目前，根据离婚心理治疗师劳伦·贝赫曼(Lauren Behrman)的说法，继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与明尼苏达（明尼苏达是家事协调法的发源地，该法律通过承诺达成协议，并不诉诸法庭）等州之后，纽约的草根离婚互助系统也在成型。

 

“最大的挑战是要让人知道，他们有各种选择，”贝赫曼博士说。“离婚并不一定意味着玉石俱焚的法律诉讼。但关键是要先去咨询正确的专家意见。如果你去找诉讼律师，会有特定的处理办法。如果你去找心理健康专家，那可能又有另一套办法了。”

 

美国的离婚率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目前有所回落，然而在过去二十五年间，50岁以上者的离婚率却增加了一倍（50岁以上者占已婚人口的一半）。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研究表明，这种所谓的“灰发离婚”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率先提出的。

 

这样的趋势支持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离婚互助系统，以及类似“解脱”这样的互助小组。另外还有一种有点八卦的感觉是：女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往往比男人更愿意找同伴支援。

 

 

离婚指导成了新兴的职业，提供一对一服务，比如说，客户出大约100美元一小时的价格，可以得到的服务包括：应该对律师说什么、如何简化流程，从而缩减法律费用。

 

“女性SAS”是一家有三年历史的离婚指导公司，由两个女人创办，她们经历了不同的离婚过程，但都曾面临巨大的学习障碍，SAS的负责人之一丽莎·卡德威尔(Liza Caldwell)说。

 

“我们意识到离婚这件事带来的问题远不只文书工作，”她说。“你该怎样合法地处理这桩棘手的事情？在离婚过程中你要怎么花钱？如果之前你是全职妈妈，离婚后要怎样恢复工作？你该怎样帮助子女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

 

还有一些专门处理离婚问题的职业组织者，比如新泽西州卑尔根郡(Bergen County)的盖尔·M·格伦伯格(Gayle M. Gruenberg)，她提供的服务包括“突然单身清醒系统”(Suddenly Single Sanity System)，帮助客户处理文书工作、房地产和物品。“我离婚的时候并没有类似的指导服务，”格伦伯格说。“没有人告诉你，‘你应该做这些事，这儿有一份清单。’”

 

“我们离”(Wevorce)是一个科技创业公司，它拥有一个网站，提供一套算法，把正在离婚的人和相关领域的特定专家联系起来，从金融专家到心理健康专家都有，和“解脱”做的事差不多。

 

斯蒂芬妮·库恩兹(Stephanie Coontz)是现代家庭理事会(Council>

 

也有些比较欢快的座谈。比如最近的“性与重新独身的女人”，是由性爱治疗师和产科/健身医师们主持的，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一位专家说，你不必做一个那么好的女孩。和各种人睡觉。反正不是必须要告诉所有人。

 

“我喜欢这个，”佩图斯说。“我喜欢她告诉女人们说，可以稍微放纵一点。”

 

佩图斯已经离婚五年，目前正在恋爱（男友她是通过一个在“解脱”发言的家事协调法律师认识的），你可能会觉得她不那么愿意在女人们身上一再看到过去的自己。不过她说，她觉得这令人振奋。

 

“这样的女人要经历一段可怕的时光，但她们也能通过这段经历认清自己的生活，她们想成为什么人，或者曾经想要成为什么人，却被婚姻碾碎了，”她说。“她们全力以赴。离婚是一种天赐。当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后，你会感觉少了一些制约。就好像你已经裸体穿过了市镇广场。之后的一切总会更搞笑，更多彩。”

 

去年秋天，有一次座谈是关于在线约会的，座谈之后，女人们强烈要求组织单身活动。

 

佩图斯于是组织了“好伴侣”活动：为12位“恢复单身”的人在布鲁克林的不同地点组织晚宴。她说，找男伴是个挑战。“我给邮件列表里的120个女人写了电子邮件”——“解脱”的邮件有300个订阅者——“我说，我手上有一大堆迷人、聪明、风趣的女人。现在我需要一群能配得上她们的男人，请给我提供一个。”

 

最后她得到八个男人的名字。其中两个没有回应她最初的邀请。六月的第三次“好伴侣”活动只有一位男士参加，是一个南非的健康顾问，对于佩图斯何以得到他的名字似乎感到有点困惑，但还是饶有兴味地出席了当晚的活动，在醋山屋(Vinegar Hill House)的花园先享用了小莴苣配腌大黄(rhubarb)。

 

之后一行人来到布鲁克林海军工厂(Brooklyn Navy Yard)，费力地听着不太清楚的节目，因为扩音系统不太好用，演出由“迷失演讲”(Lost Lectures)带来，这个团体专门在“秘密”的地点举办演出，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增进感情。

 

最后大家都稍微有点宿醉。一次约会就这样成功了。

 

几天后的培训活动也在佩图斯家的窗下圆满完成了，这位生活方式教练要求大家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多加注意（“就是说，有好事要发生了，”佩图斯充满希望地说）。

 

一位电影业的执行人员说，她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被沮丧的情绪击败（女儿将去见她前夫的新女友），每天要非常努力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她犹豫地说，自己愿意试着开始约会。

 

“让爱走进来，这很不错，”教练说。

 

佩图斯更实际地补充了一句，“你知道，不是一定要从床上爬起来才能实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