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九点半左右,又到了我每天例行出门去游泳的时间。拿好了我的游泳“行头”,抓起车钥匙,想起了要带钱包(驾照在里面);于是在家里经常放钱包的几个地方看了一下,但都没见到。这时我心想:不好,以前总是稍微找一下,就能找到的,今天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钱包找不到了。” 太太听到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便和我一起找起来。
一轮找下来,仍无结果。这时,我已经定下心来,决定今天就不去游泳了。我回忆了一下,昨天最后确定用钱包的时候。我是游泳回家路过Don Mills Road和Finch Ave交界的NO-FRILLS超市去买东西时,拿了我的钱包。我记得去店里的时候,把眼镜和钱包放在一个购物袋里;买完东西,付款后我把所有的购物都放进包里,一只手提这个袋子,另一只手拎着刚买的,一打装的瓶装纯净水。用信用卡付款后,卡放回钱包;钱包应该是放回购物袋里了。现在眼镜和购物袋都在家,那么钱包也应该是拿回了家,在家里的某个地方了。
带着“钱包应该在家”的印象,开始了第二轮更彻底的搜寻。进门的鞋柜和门口走廊平常放杂物的柜子抽屉一一翻过,冰箱里也看了一下。到了楼上卧室,桌子、柜子都查了。最后觉得床也不应放过。枕头、被子抖了一遍,觉得不彻底;干脆就把床掀了,床底下很长时间没有打扫了,正好顺便搞一下卫生。我的床一边是靠墙的,平常没少掉东西下去。掀床没让我失望:果然有好几张报纸。翻开看看,两张崭新的100元加币混在其中,这让我一阵惊喜,真是意外的收获。
但钱包不在这里的事实,又立即让我的心情回到低谷。我的钱包岂止值200块钱:里面除了两三百现金外,有我最重要的驾照、OHIP健康卡,还有我的银行卡。光信用卡就有三张,两张卡是加元的,一张是美元的。这些卡有时不用密码也能付款,特别是网上付账。一旦确定找不到了,那么多证件和卡要是一一去电话挂失,然后再重新申请新卡也是很费事的;如果这样,接下来一两个月外出旅游的计划都可能受到影响了。
一个多小时翻箱倒柜的搜寻彻底颠覆了我“钱包应该在家” 的印象。汽车里所有能放东西的地方都看过了,四个车门也都打开,趴下去检查了座位底下。以前在座位底下找到过手机。那次是外孙女想起来的办法,用她的手机拨我的手机号,听到手机的铃声才找到的。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发明一种智能钱包就好了,一拨密码,就能让钱包发声,找到它。这时,我只好开始扩大搜寻钱包的范围。首先想到的就是NO-FRILLS超市和超市外的停车场。要是有人捡到,送到超市里就好了。
没有驾照在身,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出家门,一路上忐忑不安,一直在告诫自己要镇静,正想着,过了SENECA学院,来到要转弯的路口。这时已是红灯,我是可以右转的,但左边车道停下来的一辆大卡车停得很靠前,已压到了行人斑马线,正好挡住了我向左看的视线;我只好往前再开出去一点看看能不能右转。这时恰好一个过马路的中年妇女从我车前通过,好在我反应快,及时地刹住了车,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马上想到:如果今天再闹出个车祸压倒了行人,那麻烦可就比掉钱包大多了。
转弯开到NO-FRILLS超市外的停车场,停好车,进了超市,门口经理服务台上没人。转身一看,一眼就看到昨天经手我付款的那个收银员。她大约三十多岁,一头金发扎成一把垂在胸前,一对碧眼炯炯有神。她个头不高,但看上去十分精干,动作极为敏捷熟练。我走近向她说明,想找经理,问一下昨天有没有人捡到我的钱包。
听我一说,她就笑了;看来她是知道内情的。“有希望了!” 我心想。她边工作,边用电话广播呼叫经理。不一会儿,经理就走过来了。她手里拿着的正是我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钱包,顿时我心里坠着的石头落下了,一阵轻松感传遍全身。我马上出示一个ID(身份证)给她看,想证实我就是钱包的主人,她看也没看就把钱包给了我。这时我想也没有必要去搞清钱包被捡到的细节了,就没有多问。
激动之下,从钱包里掏出了100加币给经理以表谢意。她说:“我们不能收钱。”然后,经理指了一下那个收银员,告诉我是她缴上去的。我去和收银员握手,并要给她钱致谢,她也不收。出乎我意料,她还给我一个拥抱。
晚上在美国的女儿和儿子来电话,我当然要谈到钱包失而复得的经过。他们除了为我高兴以外,还指出: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商店是有规定,不能随便收顾客现金的;要表达谢意,可以送花,最好是给他们的主管部门写一封感谢信。我觉得女儿和儿子的主意很对,连夜我就用英语写了表扬信,并在网上查到了商店总部顾客关系部的传真号码,把我的信发了过去。信的英语肯定不地道,而且难免有错。但意思他们肯定是明白的。
又过了一天,我路过这家商店,送上了一盆刚买的鲜花,并把感谢信也送到了店里。钱包失而复得的经历让我又一次感受了加国民风的淳朴和公民素质的高尚。让移民加拿大近二十年的我,更爱兰天下的这片土地。
钱包失而复得的经历也为进入古稀之年的我,敲了一下警钟: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防范“21世纪的流行病”——老年性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