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如何调控物价?给民众“发糖” 制约涨价

　　在G7国家中，加拿大是衰退程度最低、恢复速度最快、经济表现较好的一个。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涨幅从4月的2%跌至5月的1.2%，创下自2010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 。

　　1 加央行认为 通胀比经济放缓更危险

　　加拿大联邦统计局6月22日公布了其5月最新经济数据，其中CPI(消费物价指数)涨幅从4月的2%跌至5月的1.2%，创下自2010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加拿大央行核心指数(相当于广义通胀率指标)同比增幅也从4月份的2.1%降至5月份的1.8%，从而回到央行为今年所设定的2%目标范围之下。

　　这些数据相当引人瞩目：7月3日经合组织官网所公布的信息显示，经合组织国家5月平均通胀率为2.1%，在工业化七国中，美、德、英、法、意五国通胀率分别为1.7%、1.9%、2.8%、2%和3.2%，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金砖五国”则分别为3%、10.2%、5.1%、6.1%和3.6%，上述共12个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大国家中，通胀率低于加拿大的，仅有日本一国(0.2%)。

　　如此低的通胀率，却是在加拿大自2009年以来长期保持低利率以维护其经济增长活力的背景下所获得，人们不由得要问，加拿大人是如何“调控物价”的?

　　首先，加拿大央行对通胀危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但行动却十分谨慎，不时警钟长鸣，财政货币政策的改变却十分慎重。

　　在2008年“次贷”危机袭来，包括美国在内多国开始放松银根、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之际，加拿大央行在最初数月仍一本正经地研究加息、收紧银根的各种方案(事实上也的确实施了若干)，其主要理由，便是“通胀比经济放缓更危险”。当然，事后的经济走向证明，加拿大央行当时的考量存在方向性问题，对“次贷”危机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估计不足，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固又过于乐观，但由此也可看出，加拿大央行对通胀威胁十分重视。

　　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同样冲击了加拿大经济，但在G7国家中，加拿大是衰退程度最低、恢复速度最快、经济表现较好的一个，而在缓慢经济复苏过程中，加拿大央行不时重提“警惕通胀威胁”，在去年通胀率仅2.1%的情况下提出2%的央行核心指数同比增幅控制目标。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自去年底至今多次表示，必须高度警惕通胀危险，应随时准备“适当收紧”货币政策———而按照许多美国经济学家的看法，加拿大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很“收紧”了。

　　一些加拿大金融界人士认为，一旦央行核心指数同比增幅连续数月超过2%的既定控制目标，央行就很可能如2008年和2011年所表现的那样，采取一些幅度不大但动作鲜明的调控手段(如加息)，对物价涨幅实施调控。

　　2 金融政策稳健 避免朝令夕改

　　按照卡尼等人的解读，加拿大相较于其它G7国家，之所以表现得较为“抗跌”，是因为“家庭支出的韧性”，但加拿大经济“不能无限期依靠在收入温和增长背景下、 靠举债增加家庭开支所增加的购买力上”。正因如此，加拿大央行等对本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过热不断发出警告，并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房贷发放(如取消零首付贷款、削减房贷额度、减少利率弹性，等等)，同时对信用卡透支等行为也采取了针对性措施，更一而再、再而三地敦促国民“减少负债消费”，提醒各界关注“高负债率危险”。尽管这些措施所针对的，并非都是通胀和物价问题，但这些做法本身都能有效控制货币流动性，从而令物价涨幅有所收敛。

　　不难看出，加拿大央行调控物价的主要手段，仍是市场化国家传统的金融利率杠杆，之所以行之有效，首先在于其金融政策稳健，调研充分而决策审慎，避免了朝令夕改和大起大落。

　　其次，CPI和央行核心指数同比增幅等关键数据调控指标制订科学、落实到位，近几年各年、各月的实际数据和事先公布的调控指标相差无几，这显然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央行物价调控能力和金融专业程度的信心，对物价的稳定是有帮助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加拿大市场经济发育成熟充分，各项经济、金融活动规范化、法制化，这使得金融利率杠杆这种市场化环境中最常用、最行之有效的物价调控工具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与之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市场化环境建设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从而影响和限制了金融利率杠杆的通胀调节作用发挥;金融战略调研的不专业、不充分，决策的匆促和朝令夕改，让许多调控手段尚未及充分发挥威力便时过境迁;CPI和通胀调控目标和实际数据相差甚远且看不到改进的希望，则更让市场、社会和公众，对政府和央行有效控制通胀的能力、决心产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怀疑。在这些方面，加拿大的确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3 规范的听证制度 相当程度制约了“涨价冲动”

　　加拿大是福利国家，高福利必然伴随着高税收，一些公共开支、福利用项，也会以各种方式附加在诸如地税、油价、水电费、过桥费、公交费等价格上，从而抬高物价，加剧通胀水平。如在安大略省，汽油单价中各项附加费所占的比例已近50%，而油价最高的卑诗省甚至业已过半。再如水电费，卑诗省等一些省份近5年来已3次上浮，而大温哥华地区的公交车费，则更在4年里上浮了3次。

　　对于这些“通胀因素”，平心而论，加拿大的手段也有限，正如许多加拿大评论家所指出的，在诸如公共服务等领域，加拿大存在市场竞争不激烈(有些领域甚至长期一家独大)等问题，尽管听证程序健全、民意渠道畅通，这类费用的上涨幅度也往往远在平均通胀率之上，如学费，2011年平均涨幅高达4.3%;交通费，今年4月同比上涨3.2%;食品价格，今年4月同比上涨2.5%;燃油价格，今年3月同比上涨5.1%，在许多地方出现“国际油价小涨，本地油价大涨，国际油价大跌，本地油价小跌甚至不跌”的怪相。

　　但毋庸讳言，听证制度的规范和民意渠道的畅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涨价冲动”。如卑诗水电公司和大温哥华运输连线的水电费、公交费“大涨”方案，均被听证会、省议会和“大温市长联会”等否决或修改(减少上涨幅度)。

　　相比之下，国内的物价听证会几乎蜕变成“涨价通知会”，民意机构的作用也得不到有效、充分发挥，对大企业、尤其垄断行业“涨价冲动”的“杀伤力”令人失望。

　　和中国一样，加拿大近年来也多次出现诸如米面、鸡蛋、蔬菜、食用油、肉类等民生物资价格暴涨的现象，并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公众不满，对此，加拿大方面很少直接采用物资调拨、平仓投放等手段平抑物价，而主要通过给相关行业企业以政策倾斜、优惠的手段，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如自去年起，加拿大联邦和各省相继放松乃至取消了被戏称为“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的农产品、畜产品统购统销、指定生产政策，令农户生产积极性和灵活性大幅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压力。

　　与之相比，中国各地政府习惯于采取各种非市场手段强行平抑物价，成本既高，损耗也大，从长远看，对相关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构成不小伤害，可能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却并非标本兼治、固本培元的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