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对感性的民族。在通常情况下随遇而安、小富即足。而一旦遭遇重大事件将立时被惊醒,随之爆发出惊人的凝聚力。无论过去抗战、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还是08年抗震救灾,均可清晰反应出这一点。然而,事件过去之后,整个社会重新回归沉睡状态,很少有人深入反思或剖析——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给予深刻的总结。“不会反思就很难进步”,此言虽然逆耳,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却是莫大的鞭策和告诫。
近日,整个中国社会被天津爆发事件再度惊醒。天津成为举国上下关注和议论的焦点。8月12日23时30分许,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截至撰稿(8月14日)之时,中国官方已通报55人死亡,住院治疗伤者700余人。目前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正积极展开灭火和救援。并且,中国政府高层也做出指示:调查事件的起因并找出幕后真凶。
天津滨海爆炸事故现场
据天津市警方通报称,此次爆炸所涉企业为滨海新区天津港7号卡子门瑞海物流公司。该公司危险品仓库集装箱堆场,装有危险品的集装箱起火爆炸。据悉,该公司全名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经营危险化学品集装箱拆箱、装箱、中转运输、货物申报、运抵配送及仓储服务等业务为主。年货吞吐量100万吨,年营业收入达3000万以上。
“危险品仓库按照规定应该离居民区多远?”在13日下午5点天津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众多官员面面相觑。由于场面太尴尬央视索性掐断了现场直播。
常规看,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都要进行环评测试,并保证与居民区的距离大于或等于安全半径距离。从世界经验来讲,一个城市的生产组团与居住组团之间最好保持2公里以上间距,并且还要设置农田和绿化作为间隔。这既优化人们的居住环境,更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可谓混乱不堪:组团界限不清晰,写字楼、仓储、住宅混杂在一起,并且住宅密度很大,倘若出现事故立时火烧连营,产生灾难性后果。
事故已然发生,那么到底最终问责于谁呢?作为天津滨海地方监管部门势必难逃罪责,严厉惩处以告慰天下,这是中国政府惯用的手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政府职责的缺失。可以说,这场悲剧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一切以GDP为纲理念带动下,政府和企业追寻最大利益诉求导致的结果。政府部门为增加政绩和靓丽的GDP数字,刻意忽视监管职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忽视加强安全和风险防范措施。政府和企业两者的共谋,是酿成此次灾难的起源。
“以GDP为纲”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顽疾,具体表现在为达到短期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一切不择手段。这种极端功利化思维和执政模式,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名誉,而且也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朝空前扭曲道路上发展。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各级地方(尤其沿海地区)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甚至对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外企实行优惠政策,虽然此举在短期内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却是以污染环境、耗费资源、剥削劳动力为代价。这种“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举措,严重透支了民众的健康和福利,使人口红利和要素资源过快耗尽的同时,也让经济结构达到高度失衡程度。
任何国家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职责。这是一个浅显的常识。例如美国福特、卡耐基、洛克菲特等人,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当初美国镀金时代的企业家(垄断者),每一根血管中都流淌着贪婪的血液。殊不知,恰恰是这些十恶不赦的剥削者,在晚年纷纷成立基金会,将自己平生赚取的财富回馈于社会。“富人若不能运用它聚敛财富的才能,在生前将其财富捐献出来为社会谋取福利,那么死了也是不光彩的。”这是卡耐基晚年时回顾自己一生所下的最后结论,也是对自己多年驰骋商海所发出的感悟。
西方经济学开创者、《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创作人亚当斯密
道德和同情心是构建经济和谐的关键力量,倘若缺失必然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弱肉强食。在此,请允许本人摘录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开篇的一段话:
“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的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要的条件,虽然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的好处。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和同情,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当我们深刻怀想他人的不幸时,我们感觉到的那种情绪,我们时常因为看到他人悲伤而自己也觉得悲伤,因为这种同情的感觉,就像人性中所有其他原始的感情那样。绝非仅限于仁慈的人才感觉得到,虽然他们的这种感觉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敏锐强烈,即使是最残忍的恶棍,最麻木不仁的匪徒,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可以说,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个人道德和情感的驾驭是维系经济运行的基石,也是捍卫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当现下很多人们对其理论妄加批判之时,却不曾想,是伦理价值和道德的缺失,让市场经济发展偏离了正确航程。而将一切归咎于理论本身,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文化和制度性因素应当承担罪责。
天津滨海爆炸事件目前仍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人们应当在救援的同时展开反思:灾难的起因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源头在哪里?未来如何避免悲剧再度发生。防患于未然,这不仅考验着每一个人(企业家)自身道德和良知,更考验社会文化和制度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