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来加国杂音不断 专家：任重道远

25日，中国租借给加拿大的两只大熊猫“大毛”及“二顺”顺利抵达多伦多，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加拿大总理哈珀和夫人专门从首都渥太华赶到多伦多机场，欢迎中国大熊猫的到来。

加拿大广播公司称，多伦多动物园1985年曾展出过大熊猫，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今，很多市民迫不及待地期待再次看到大熊猫，兴起了一股欢迎大熊猫的热潮。但是，在对大熊猫的欢迎声中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多伦多星报》刊登署名文章，指责中国一边搞“熊猫外交”，一边“在加拿大大搞黑客入侵”。文章呼吁“给政客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把熊猫打包扔回中国”。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在加拿大得到热烈欢迎的同时，竟然还受到了莫名的中伤。对于意外的杂音和借题发挥，本台特约评论员周庆安先生说：“一方面，当然我们要给予相应的驳斥和解释。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杂音背后的一些文化因素。应该说，中国的公共外交面对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是如何更好的通过文化、通过历史、通过自然风光，推动两个国家相互之间的理解。另外一个公共外交很重要的一条轨道是，面对国际社会出现的一些突发事件，包括国家形象的一些危机，进行解疑释惑。所以，两条线的轨道都应该同时进行。在加拿大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两条并行的轨道上，同时出现了公共外交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实际上，《多伦多星报》的这篇文章，并不是反对“熊猫外交”本身，而是借“熊猫外交”来说“黑客入侵”。对于这样一种没有相互联系的抨击，周庆安先生分析，个别加拿大媒体不过是在制造新闻噱头。

“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熊猫进入加拿大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的时候。借助这个新闻的热点来提醒公众之前发生的事情，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背景信息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关注这个背景信息背后，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质疑，尤其是技术方面的质疑。其实，包括‘黑客’的这条新闻也是海外媒体对于我们的技术发展，会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安全产生挑战的质疑。怎么更好地回应这个质疑，一方面，我们在搞‘熊猫外交’的同时，更多地去做一些对当代技术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命题的解释。另外一方面，我想，在一些敏感的技术领域展开更多的技术对话，来共同应对世界上存在的比如说‘黑客攻击’式的挑战，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

中国的“熊猫外交”以1982年作为分界线，之前是赠送，之后是租借。对于这样一种租借的模式，英国《卫报》曾经质疑说，中国对外租借熊猫，会不会太侧重于商业利益。面对这种质疑，周庆安先生表示，“熊猫外交”从赠送改为租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熊猫作为稀有动物，它的种群数量在日渐减少，而这种租借其实可以推动租借国更好地理解和维护熊猫的生存环境。

“它把一个单纯的赠送行为，转变成了一个公共外交——带有商业性质的公共外交。如果说我们单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衡量的话，我觉得，商业租借的这种经济利益其实是很有限的，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更好地推动商业性的活动。那么，这种商业性的租借，其实在背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因素是能够把这些经费更多地回到大熊猫的研究，更多地回到相应的种群保护等等一系列的因素上来。所以，根本的观察点不是在于大熊猫外交中间的租借背后，是不是有经济利益的往来，而是说这些钱是不是用到了真正的熊猫保护因素上。第二个方面，这种租借行为是不是仍然获得了包括很多基层公众在内的其他国家民众的欢迎。”

“熊猫外交”，这个词在中外媒体上时常都会见到。“熊猫外交”这个词本身会不会让人感觉目的性太明显？这样一种交往方式，我们还能走多远？对于这些疑问，周庆安先生说：“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开启‘熊猫外交’的这种活动，受到各个国家民众欢迎。公共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标准，就是看这个工作能不能得到公众的进一步的认可。应该说，目前为止，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认可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这个过程中间也改变了之前赠送的方式，改为商业性的租借，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于熊猫动物保护一些新的共同的理解，建立了更多的共识。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其实从未来长远的一段时间来说，它仍然是中国国家形象一个很重要的名片。我觉得，基于熊猫外交所开启的这种公共外交的模式，这种以自然环境、以可爱的动物作为一个国家形象的载体，这个活动还能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