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接受“富豪款待”事件 曾荫权道歉但不认错

曾荫权坦言，一切只因忽视了时代转变，未察觉公众对公职人员有更高的要求。为挽回港人对香港制度的信心，他宣布取消租住深圳豪宅。
易锐民　报道
香港特派员
　　面对全城公审“富豪款待”事件，香港特首曾荫权道歉不认错。他坦言，一切只因忽视了时代转变，未察觉公众对公职人员有更高的要求。为挽回港人对香港制度的信心，他宣布取消租住深圳豪宅。
多次出现哽咽
　　曾荫权昨日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到立法会，无论在致辞还是回答议员的质询时，多次出现哽咽及沉默，声音变调。他坦言：“这次是终身最大教训。”
　　在详细交代多次被报章揭发的“富豪款待”事件（详见附表）之后，曾荫权说：“有舆论认为特首是一个贪婪的人。我承认自己一直紧守的规矩，同市民对特首操守的期望有明显落差，令公众感到失望。”
　　他说：“这一连串事件已令公众、传媒舆论、各位议员及公务员同事感到忧虑，也动摇了市民对香港制度的信心，我为此郑重向公众致歉。”
　　致歉后曾荫权沉默了半分钟，然后语带悲伤地向下任特首提出警告：“新一任特首快将产生，我也将淡出香港政治。……公众对一个人的政治信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也可以在一天内，公众失去对你的信任。”
　　曾荫权在致辞总结中不忘呼吁港人团结：“各位，无论你们是否仍信任我，但千万不要对香港制度失去信心。我向各位承诺，无论是检讨制度规管或廉政公署调查，我都会做好，全力配合。”
当被议员问及以何准则接受富豪款待时，曾荫权强调，已尽量根据内部守则办事，但在旅程接受赞助事宜上，并无批准的程序，做法只有两个，一是完全不接受；二是经审批后接受。
　　他说，由于是自己审批自己，所以采取了没有省钱的做法，向对方缴付费用：“我以为已经很公道，外国也有类似做法，最后却成为引起这次风波最大原因。”
检讨现行制度
　　他说，为解除公众疑虑，已委托前终审法院大法官李国能主持独立委员会，检讨现行的制度、守则和程序，特别是如何防止利益冲突的情况。
　　被问到在任期余下数月会作出什么调整时，曾荫权说：“今次之后，相信没人敢请我坐飞机、坐游艇。”
　　自由党主席刘健仪认为，由于廉署已立案调查，特首应避嫌停职。但曾荫权强调，廉署至今仍未接触他，对方要作出起诉，也毋须经过他批准。他说，作为特首不可以随便离开岗位，否则会影响政府运作。
　　有议员要求曾荫权详列曾款待过他的富豪名单，但他认为不便公开，强调那些只是一般朋友，认识多年，并非“超友谊”朋友，而他公事与私人友谊分开。
　　除民建联和工联会外，大部分立法会议员均对曾荫权的道歉“不收货”（不满意）。“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更认为，曾荫权的道歉是在演戏，并非出于真心，应立即下台。
　　提出弹劾曾荫权议案的议员谢伟俊说，会继续展开程序。他说，虽然曾荫权已经较谦卑地道歉，但深圳物业的租约竟可随便解除，需要再交代内情。
　　港府公务员团体仍坚持，曾荫权收受利益的“表面证据”充足，打击公务员团队廉洁形象及威信，因此，就算曾荫权道歉，不能全部接受。因此支持立法会启动弹劾机制，让曾荫权接受应有惩罚。
学者认为，曾荫权的“临别失足”，反映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可能存有漏洞。
　　事件除反映曾荫权的个人操守问题，也对香港制度提出警示，事件到此为止仅冰山一角，足以显示前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制度也有重大缺失，香港制度已没有资格称为“最佳公共行政管理”，就算港府提供高薪及优厚的退休条件，加上种种与之并存的福利，始终无法改变“自利自肥”和追求“更好”的贪婪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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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荫权的解释
澳门宴会
　　我们夫妇二人于两星期前到澳门休假及扫墓，属于私人活动，并没有涉足赌场。我们受朋友邀请，在君悦酒店的礼堂观看歌星费玉清演出。
游艇款待
　　我分别于2011年4月和2012年2月，考虑到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接受邀请乘坐朋友游艇由澳门返港。我向朋友支付了费用，每次500元（港元，下同，约81新元）。上述两次澳门之旅我都是住在朋友的游艇上，每次住两晚。
私人飞机
　　我分别于2009年10月及2012年2月，与朋友一起乘坐私人飞机离港度假。2009年那次是去日本，我和朋友按人头摊分了租用飞机、燃料及停泊费等其他相连开支，我支付了18万8000元。2012年2月那次是去泰国布吉，是接受邀请而去的。我以香港去布吉的民航机票价支付交通费用，共5900元。
租住东海花园
　　我在香港拥有的一个住宅单位，但单位已出租，租约期满前不能取回使用，我也希望在卸任后短期离开香港。所以在深圳福田租住东海花园君豪阁，面积约630平方米，接近天主教堂。
　　租约于2012年2月签署。今年7月起租用，以市值租金每年80万元人民币（约16万新元）租用该单位，租约期为三年。租约并不包括工人或司机。
藏酒
　　由于要准备于2012年6月30日卸任后搬离礼宾府，我于2010年决定捐出自己收藏的酒，由Crown Wine Cellars的詹康信先生以专业估价的价钱购买这批酒。
　　我将全数所得共200万元，于2010年中捐给三个慈善机构，分别为红十字会、公益金及善宁会。该批酒共约1600支，绝大部分是我自80年代开始购入。